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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4:商务印书馆的劫后重生

2017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建120周年。这家中国近代出版界的龙头企业从1897年诞生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35年中,其资本从启动时不足四千元,经多次增资、扩股后逐步增加到500万元;1931年实现当年出版种数近800种;营业收入创出历史新高,达329万元;几十家分、支馆店遍布全国以及新加坡。建馆十周年时,编译所和四个印刷所的新大楼在上海闸北占地80亩的宝山路厂区隆重落成。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700多名员工、300多人的编译团队和一流印刷设备的巨无霸型出版企业。

内容摘要:商务当时在上海的各机构职工有三千七百多人,大部分人工作和居住都在闸北,在失去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失去了安身之处,身处租界的发行所便成为职工集聚地,那些身无长物的职工观望着也期待着。职工列举的事实是商务资产还存一千一百万元,包括南京路地基房屋值价四十五万元,发行所地基房屋值价十五万元,各分支馆及北平、香港的印刷厂地基房屋值价四百五十万元,出借二十四万元,存银行保险库古本书价值十五万元,总厂及其他处所地基约一百亩价值一百万元。商务职工的被解雇斗争,得到了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发出《告商务印书馆失业工友书》予以声援。因为,商务要移调那些停工的职工去香港做工、去长沙开厂时,职工多不愿奉命,甚至原在长沙的职工也纷纷要求调回上海……由此,自认由于立场、反响和功利的不同,商务采取的“留人办法”不能不自承失败了。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在1932年年初总馆被炸毁后告一段落,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商务经历了无比艰辛的复兴历程。商务的复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约半年,是从上海总馆在1932年1月29日被日军轰炸,到7月底的善后处理和筹备复业;第二阶段是1932年8月1日恢复营业后一年间的复兴发展。下文拟对商务的复兴历程做详细梳理。

关键词:职工;解雇;商务印书馆;房屋;王云五;薪水;复业;董事会;地基;上海

员工安置

作者简介: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十时许,日军飞机对非军事目标——商务印书馆总厂实施定点轰炸,多次投掷大型燃烧弹,导致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所、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三十五年的辉煌基业顷刻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几乎没有员工在战火中伤亡;全国各地的分支馆以及北平、香港的分厂仍在运营;位于上海天通庵路的第五印刷厂内的很多物资未遭殃及,商务员工冒着枪林弹雨把幸存物资抢运出来。

  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遭日军掷弹,致使包括总厂房屋、机器工具、图版存货、纸张原料、未了品、生财修装;编译所房屋、图书、稿件、生财修装;东方图书馆房屋、书籍、生财修装;尚公小学校舍、图书仪器及教具等焚毁,全部损失数目达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元。

这样的紧急关头,亟待最高管理层带领企业迅速走出危局。正式履职总经理还不满两年的王云五责无旁贷,在轰炸后当晚经过彻夜思考,坚定了不屈的信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商(那时也称出版家),商务印书馆面对数十年精心打拼的家产被焚殆尽,善后诸事中第一要事是如何面对失去岗位的职工。总经理王云五、经理李拔可和夏小芳经过紧急磋商,首先决定对员工进行救济。李、夏当即分头从那时已经停业的银行后门进入并与银行高管商量提款应急。终于,商务在第一颗炸弹引发大火的一小时内,宣布发给职工每人救济费十元。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多数上海职工居住于闸北,“一·二八”战事一开,很多人的住所毁于战火,导致他们颠沛流离。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对商务印书馆总厂的投弹还没有结束,王云五就决定借给每名职工10元救济金,救济金可供至少两三天的食宿。由于租界内的所有银行在开战后都已闭门停业,为了让近四千名职工都能在当天下午领到这笔钱,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经理分别去平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申请特别提款,为了不声张,他们只得从银行的后门进去。

  商务当时在上海的各机构职工有三千七百多人,大部分人工作和居住都在闸北,在失去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失去了安身之处,身处租界的发行所便成为职工集聚地,那些身无长物的职工观望着也期待着。

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召开了战时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总厂被毁后的善后办法,尤其是几千名职工的救助安置问题。当时公司尚欠债200余万,进货待付款项80余万,定书存款100余万,另外,还有职工在公司的存款90万左右,而账上可以动用的现金只能抵付债务的三分之一。在既无机器和厂房可用于生产,又只有极少量存书可售的窘况下,如果公司持续救济庞大的失业职工群体,账上的现金会在几个月内耗尽,到时候将对债权人无法交代,唯有破产倒闭这一条死路。王云五认为,在上海职工的去留问题上,最高管理层应做出壮士断腕的抉择,他提请董事会商议他的解决方案:“立即解雇全体职工,还清职工的存款并依法支付解雇金。”董事会考虑到此方案涉及多方利益,事关几千名职工的生计着落,决定于次日继续讨论并细化方案。

  应变

2月1日上午,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遭纵火焚烧。当日下午董事会即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决议通过的善后方案采纳了王云五的多项提议:(1)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和西门两分店全部停业;(2)总馆的全体职工停职,允准总经理和两名经理辞职;(3)由董事会组织负责善后的特别委员会(之后推举张元济担任委员长,王云五担任常务委员主任);(4)总馆职工的薪水除了付到一月底外,额外发给每人半个月薪水;(5)职工可提取存在公司账上的活期存款,凡存款额在50元以下的可全额提取,存款额在51元以上的,超出50元的部分按1/4的比例提取,其余的3/4分期提取;(6)各分馆、支馆和分局暂时照常营业,但要竭力紧缩开支。

  1月31日,商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善后事宜。馆方报告,当时所有现款可以动用者在二百万元以上,负债方面包括同人存款九十万元左右,进货款亟待支付的约八十万元,定书存款一百余万元,其他负债二百余万元。如以现有存款抵付债务仅及三分之一。王云五总经理提出:“余熟权利害,决计把现有款项大部分用在同人身上,而保留其中一小部分以及未遭毁损之各地分馆营业收入,以因复兴之需要。同时,并以策划复工之决定,博取其他债权之延期清偿。但欲避免同人之坐食,与获取外间债权人之信任,唯有将上海一切职工全体解雇,除还清其存款外,并依法付解雇金,使各同人获得此款以资还乡或转业之用。”

为了避免劳资双方的矛盾激化,上述善后方案先让所有职工停职而非全体解雇,这样做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倒也不失为一种过渡性的办法,至少不用为几千名无工作可做的职工按月支付薪水。

  董事会起初下不了决心,感觉解雇全体职工困难很多,但在没有更好的善策的情况下,“不得已赞同此原则,续拟具体办法。”

2月4日,商务印书馆将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善后方案登报公告,并承诺延后结算职工曾向公司的借款和欠款。为避免大量职工滞留上海等待公司救济,该公告恳请凡可以回到原籍地的职工尽早返乡。至此,对失业职工的临时救助暂告一段落。而纷繁复杂的善后事宜只留60多人分工办理,涉及到人事、账款、分馆、稿版、契约、股务、计划等22个部分,所有留用的工作人员都不发薪水,仅给少量津贴,星期日也不休息。

  2月1日,董事会再次开会并议决:

在二月初公司宣布全体职工停职的时候,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中,无法进入现场勘查,所以当时很多人还寄希望于总厂的损毁不太严重,对战后迅速恢复生产存有幻想。另外,公司管理层指望着停职职工在拿到半个月薪水的救助金后能回乡另谋生计。但停战后的实际状况使这些希望和幻想都破灭了:总厂在被轰炸和焚烧后成为一片焦土,损失殆尽;大多数职工仍逗留上海,一些已经回老家的人又回到上海,希望重返昔日的工作岗位。

  (一)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门两分店一律停业。

王云五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考虑后,坚定了他最初的想法,即唯有立即解雇全体职工才不会耗尽仅存的一点宝贵资本从而保证复业进程,因为一旦复业无望,所有职工最终还是不能避免被公司遣散的命运。于是,他在3月16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全体解雇的建议,一经讨论即被采纳,并以董事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将总馆停职职工全体解雇,让大家各谋生路。另外,除了之前已支借的半个月薪水和10元救助费外,每个职工再加发半月薪水,作为最后一次补助。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  (二)总经理及两经理辞职均照准。

此公告一出,众皆哗然,王云五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收到了不少恐吓信。他后来回忆说:“计自三月十六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停职职工全体解雇之日起,至八月一日复业之前后,半年以内,我无时不受辱骂或威吓。好几次,因我被攻击得太厉害,许多亲友都力劝我摆脱商务印书馆,以免名誉扫地,或遭遇意外。我答以只要良心过得去,脸皮尽管厚些;至关于遭遇意外之可能,我则自计人皆有死,只要为公家尽职而死,既然于心无愧,也顾不得许多。”

  (三)由董事会组织特别委员会,办理善后事宜:推定丁斐章、王云五、李拔可、高翰卿、高梦旦、夏小芳、张菊生、叶揆初、鲍庆林为委员,并推定王云五、夏小芳、鲍庆林为常务委员。

就在全员解雇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还发生了一段“插曲”。4月8日,王云五的81岁老父因脑出血而猝亡,许多亲友劝他趁此机会留在家里服丧守孝个把月以暂避风头,但王云五不愿借办丧事之机临阵脱逃。其父去世两天后未公开发丧即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4月11日,王云五重返公司上班并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启事:“今先父虽已长逝,遗教犹存,不敢稍违。况值兹国家多难,尤不宜耗物力。故葬前不敢告丧,葬后亦不开吊。所有赙赠概不敢领。云五并秉承先父克勤尚实之旨,于安葬之次日忍痛任事。凡我戚友幸矜谅焉。王云五泣启。”此文一出,来自被解雇职工的指责声音有所缓和,一部分反对者开始意识到,王云五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

事实上,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处的极端情况下,董事会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一千多名股东、3700多名职工和很多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既想照顾到各方诉求,又要实现快速复兴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总经理就难免要充当恶人。王云五以总馆恢复营业为第一要务,为甩掉沉重的包袱,不惜得罪全体职工,以“菩萨心肠”作“魔鬼姿态”,一方面无法得到被解雇职工的谅解,另一方面,某些不明真相的股东质疑他用公司的巨款来接济失业的职工,没有顾及股东的利益。难怪胡适在那段时期给王云五的信里说:“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

  商务印书馆在付清职工一月份薪水后,当即宣布再加发每人半个月薪水,同时将同人活期存款在五十元以下者全部发清、五十元以上者其超过五十元的部分先筹还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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