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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00多年的兼并小史

不捐细流,何以能成大江大河甚至大海。100多年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坎坷,虽然有危机的时候贱卖资产,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地兼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根深树老,以至百年和百年以上。以出版界的中华书局为例,1912年元旦成立时,中华书局资本金是2.5万元,五年不到,1916年资本金已经是160万元。到了1949年5月,中华书局资本金为400万元。

民国时期, 古籍整理出版成为出版业中的一股劲风,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均广泛参与。学界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出版研究业已成熟,
然而对于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问题的相关研究,
显然未能达到其应有的热度与水准,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
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文化角度研究者多,
而从出版史角度者少;二是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古籍整理之《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成果居多,
对该局其他的古籍整理出版物几乎没有涉及;三是运用的史料较为单一,
很少有学者去翻阅民国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物进行细致分析,
而较多运用陆费逵遗下的相关文献等。有鉴于此,
笔者利用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物等原始资料,
力图对其古籍整理出版做出较为精细的研究, 以求教于方家。

经营奇才陆费逵让中华书局初露峥嵘

一、古籍与古籍整理出版

中华书局100多年的发展中,从小到大,自身壮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兼并其他公司。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是一位经营奇才,他先后收并了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局。

1940年以来, 对于如何进行古籍界定, 争论了很长时间,
相关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总体而言, 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1)
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编撰出版的图书; (2)
1911年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编撰出版, 凡内容涉及古代学术文化,
采用传统著述方式, 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图书; (3)
以少数民族文字编撰出版的古籍图书; (4)
外国人在古代中国编撰出版的与中国思想学术有密切关系的著译图书。贯穿于这四个方面的一条基本原则,
无疑就是时间的下限。”[1] (194) 著名版本学家曹之对此也有专论,
认为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 同时“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图书
(古人所著) , 通常仍然当作‘古籍’来看待”。[2] (5) 由此可见,
对于古籍的界定时间下限大部是位于1911年即民国时期以前。如何界定民国之后所出版的涉及古代内容之书籍,
有学者提出“古籍整理”说。[2] (3-4) 从时间上看, 应先有古籍,
再有“古籍整理图书”, “古籍整理图书”系“古籍”的衍生物。因此, “1919年以后,
不管著述或整理方式是汇刊、辑佚、点校、注释、评议、考证,
也不管其出版形式是影印、铅排、线装、洋装,
其学术成果皆当纳入‘古籍整理’的大范畴,
皆宜称为‘古籍整理图书’或‘古籍研究著述’”。[1] (195)
学界对于古籍概念的分歧反映了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认识与分析。曹之的概念较为中肯,
但其中漏洞亦明显, “上述时间下限是粗线条的。出于保管利用的需要,
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图书 (古人所著) , 通常仍然当作‘古籍’来看待”,
而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点,
则易于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划入‘古籍’中”,
[3][5]也不恰当。

先说文明书局,这是陆费逵的老东家,他曾担任文明书局襄理,之后自文明书局去了商务印书馆,再从商务印书馆独立出来创办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更早出版教科书,文明书局第一本教科书《蒙学课本》在其创办之初的1902年就出版了,而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是1904年12月出版的。随着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教科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文明书局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1915年,文明书局发生火灾,让以书画出版为主的文明书局受到极大损失,碑帖字画悉数被毁,经营困难,当年即被中华书局盘入。陆费逵和陈协恭等创办中华书局时,得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很多帮助,由中华书局盘进文明书局也就理所当然。中华书局收购文明书局后,文明书局的招牌依然在出版图书。民国六年(1917年),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民六危机”。当时,文明书局被作为质押以度时艰,后被中华书局提前赎回。1932年9月7日,文明书局登报通知寄售客户:“本局结局在此,现在屋已退租,希于9月20日以前前来结算,收回未售件,过期代捐慈善机关,不再通知。”至此,文明书局完全并入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当时培养了很多中华书局的高级职员,除了陆费逵、陈协恭,还有沈知方和沈鲁玉等人。

本文认为, 1911年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称为古籍,
而1912年后采用机器印刷出版的相关图书则应称为古籍整理图书
(不论其出版形式是影印、铅排、线装、洋装等) 。有鉴于此,
中华书局所出版的古籍类书籍都可称为古籍整理图书,
包括世人最为看重的《四部备要》《古籍图书集成》两部大型古籍整理图书,
因为一是其采用机器印刷, 大量出版, 流通范围较为广泛,
文物价值已大不如前;二是其在装帧上除与古籍相近的线装本外,
还有精装本、洋装本等多个版本。

民立图书公司是于右任为主创办的图书出版公司,具体创办时间却有多种不同说法,当前刊行的“于右任年谱”说:1915年,37岁,“于右任创办民立图书公司刊行善本丛书,同时作为讨袁的掩护”。但核郑孝胥日记,其实民立图书公司在1912年就已经成立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郑孝胥对民立图书公司的成立非常关心,其1912年7月31日日记写道:“张继、胡汉民、熊希龄、于右任、汪兆铭等发起民立图书公司,招股百万,编译、印刷二部已成立,此商务印书馆之劲敌也。”说民立图书公司成立于1912年7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也和现存图书版权页上的时间比较相称。早期的民立图书公司出版图书很少,于右任因为揭露宋教仁案被通缉,逃到日本后,得知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后重视西洋轻视中国古籍,将一些过去流传到日本珍贵古书随意处置。当时清廷驻日公使的随员杨守敬为了保存中国典籍,广为搜罗,并在东京就地精印了《古逸丛书》100部。对这事于右任印象很深,从日本返回后,决心以刊印善本丛书为民立图书公司的目标。他出重资将中国图书公司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转盘过来,他自己总负责,康心如为总经理,张季鸾为编辑,开始张罗印刷古逸丛书。但因兹事甚大,做成不易,加上革命家终究难耐书斋的寂寞,最后民立图书公司也就盘给了中华书局。

二、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图书出版概况

1916年,聚珍仿宋体的铅字铸成后,因字体秀丽古雅、极似宋刻而受到出版界、印刷界的赞誉。丁三在和丁辅之弟兄便在上海创设聚珍仿宋印书局(有人讹为聚珍仿宋印书馆),书局成立后主要从事代客印简帖、名片等业务。起初,丁氏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并于1917年为商务印书馆排印过《大观录》《习苦斋诗集》《居易堂集》等诗文集。因商务印书馆想取消“聚珍”二字,丁氏不肯。1919年起,中华书局确定盘入聚珍仿宋印书局,并保留“聚珍”二字。1920年6月,双方议定2.6万元的盘入金额,1921年始议妥全部条件,正式订立合同,当年6月6日的《申报》刊登了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启事:“本局已并入中华书局总厂,以后关于法律上权利义务完全由中华书局代表。”1921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用聚珍仿宋字体排印,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喜爱,中华书局因为仿宋字体深受欢迎
,1921年还特意成立了“名片部”承揽业务,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果。

民国时期, 中华书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展开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刊行工作,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从1912年到1949年,
中华书局出版“重要古籍600余种”, [3] (87)
其中又较为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正如时评所说, “这个年头, 不知以何因缘,
中国古书竟大走红运”。[4]

时代机缘使中华书局成为古籍出版的龙头

  1. 两大部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

以上说的是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前盘进的几个出版公司,都是在陆费逵手上完成的,后来爆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书局的经营进入了一个动荡期,一直到1949年后,兼并历史又有了新的内容。

自商务印书馆提出影印《四部丛刊》后, 中华书局亦开始筹划印行同种类型之书,
即《四部备要》, 该书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
内容广泛。21922年始出版第一集, 至1934年出齐,
分印连史纸和赛宋纸两种;1934年重印五开本,
洋装本;1935年又发售洋装句读本。在版本选择上, 力求通达实用,
多采用清代学者校注过的本子;在印刷技术上, 采用聚珍仿宋体排印而成,
每种书上都印着“杭县高时显辑校”“杭县丁辅之监造”等字,
以示其特色。3《古今图书集成》于1934年发布预售广告,
全书于1940年出齐。影印该书时, 中华书局费力颇多,
巨资收购康有为所藏的雍正铜活字本, 再将原书拆散, 且对原本进行描修,
用白粉涂去墨污, 制版后再行印刷, 以九拼一的形式加以影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一变再变。1950年,国家出版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出版方向是医药卫生以及农业书。1952年10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了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又失去了教科书这个主营业务,出版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以及中国文史旧书等。确定出版方向后,中华书局开始迎来了第二波兼并的历史。考虑到当时社内农业方面人才缺少,于是中华书局就兼并了新农出版社。

  1. 整理出版一批重要的古籍和古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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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利用自身丰富的馆藏书籍及适应当时市场需求,
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古籍, 如聚珍仿宋版《资治通鉴》 (全100册)
、《续资治通鉴》 (全88册附《明纪》) [5]、《读通鉴论》 (全18册, 附宋论)
、“竹简斋版《二十四史》 (4开线装, 全200册) , 同文书局版《康熙字典》,
据清史馆本排印的《清史列传》 (32开, 精装10册) , …… (清)
蒋孝铨著《红雪楼逸稿》, 金圣叹批天香吟阁本《西厢记》,
贯华堂本《水浒传》和 (明)
李汝珍著《镜花缘》等古典小说名著以及清代学者查慎行、李慈铭的诗词集”。[6]
(255-256) 其中1922年, “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二百册发售预约,
1923、1924年分两期出书, 为本局影印大部头古书之始”。[7] (61)
古文选本的出版, 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的一个较为新颖的发展方向, 站在读者角度,
利用古文选本这一方法,
能在较短时间内涉猎更多的相关古籍;站在出版者角度而言,
文化传承自是重要因由,
但适应市场需求、以追逐利润则是其经济根源。中华书局于1914年起,
即开始选印古书精华系列,
有“《史记》《汉书》《老子》《庄子》《列子》《管子》《淮南子》《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十余种”。[6]
(256) 1916年后有“张相编《古今文综》, 从古代至近世,
分论著序录、书牍赠序、碑文墓铭、传状志记、诏令表奏、辞赋杂文六类,
共40册”。1918年有“《五朝文简编》二十八册,
选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范》《元文类》《明文在》《清朝文录》等,
约选十之三四”。[7] (44) 1922年后有“赵华基编《二十四史辑要》
(附全目和提要, 线装36册) , 蒋瑞藻纂辑《新古文辞类纂》 (稿本24册) ,
以及唐、宋、元、明、清各朝文选辑注。以古今尺牍为专题者,
则有姚汉章等编《古今尺牍大观》,
中华书局编辑所编《唐宋十大家尺牍》《明清十大家尺牍》和《近代十大家尺牍》等”。1929年以聚珍仿宋体出版《袖珍古书读本》,
“仿巾箱本, 二百零四册, 50开线装, 选辑经史子集三十种加句读,
为研究古籍的入门读本”。[6] (256) 1936年辑注的一套“中国文学精华丛书”,
选自经史子集、总集、选本, 新式标点, “共六十八种八十册,
至1937年5月出齐”。[7]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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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古代笔记小说出版

新农出版社成立于1946年,农业科学家余松烈与郑广华、邵霖生等是发起人,出版了不少农业科学书籍,对农学教育以及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当时农业界很有影响。1953年,新农出版社并入到了中华书局。

1915年,
被中华书局兼并的文明书局以文明书局或进步书局名义出版了大量古代笔记小说,
如《说库》170种、《清代笔记丛刊》160册、《笔记小说大观》500册。[8]这些笔记小说亦是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物品类中的重要一环。

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为了配合当时的经济建设,于1954年5月新组建了财政经济出版社,同时还保留中华书局的牌子,中华书局同时也迁到北京。一直到了1957年,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才明确了,也才开始专注于出版古籍。据说是当时的领导人说,中华书局保留下来做中国古籍,商务印书馆保留下来做洋古籍,于是这两个老牌出版社都保留下来了。1957年3月,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这次并入让中华书局如虎添翼;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成立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逐渐成为中国古籍出版的龙头老大。

需要说明的是, 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多丛书中, “基本上涉及古籍”,
如“上海掌故丛书”等。4此外,
民国期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诸如《经验良方》《医学易知》等中医典籍之书。5从1916年5月刊印金圣叹批天香吟阁本《西厢记》起,
中华书局还大量出版了戏曲方面的古籍整理图书, 数量多达数十种,
包括玩花主人选、钱德苍续选戏曲戏本总集《缀白裘》 (36开, 线装12册) ,
任中敏编《散曲从刊》 (32开, 线装28册) 和《新曲苑》 (32开, 线装12册) ,
及《元曲选》《元曲选外编》《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全元散曲》等。[9]

今天知道古籍出版社的人并不多,因为这个出版社存在时间比较短。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是当时出版总署的直属社,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编辑人数不多,但都是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家,有徐调孚、张静庐、章锡琛、曾次亮、丁晓先、陈乃乾、陆高谊等。1956年12月,文化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拟加强中华、商务的出版工作,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将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组成中华书局的编辑部。1957年3月,这个成立不足三年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并入了中华书局。

综上所述, 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着力尤多, 总体数量上,
所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物是除商务印书馆之外,
其他出版机构不能达到的;从古籍整理出版物的种类而言, 内容包括广泛,
四书五经、诗词曲赋、医药文献等都有所涉及。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是由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分出扩大组成,以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书籍及今人对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为主,也兼及古代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古籍和论著,该社于1958年7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图书都是使用中华书局版号和徽标,坊间有说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不是一个单位,其实都是凿空之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到1978年上海地方成立古籍专业出版社为止。

三、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原因研究

经过1949年前后各三次的扩张和兼并,中华书局的规模和名气愈发大了,这里有出版人的睿智,比如陆费逵;也有时代机缘,比如1949年后出版方向的确定和大手笔合并,以及大批古籍专业人才的调入。从1958年到1978年将近20年时间里,全国古籍类图书出版几乎都由中华书局包办,此举让中华书局成了读者心目中古籍类读物出版社的不二选择。

图书出版物,
具有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双重属性。古籍整理出版尤如此:一是受众面相对较小,
图书发行量易受到限制;二是古籍整理过程中, 相关的出版程序浩繁,
包括编辑、印刷等都与其他普通出版物有着不同的要求,
易导致出版物成本上升。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大量出版古籍整理出版物,
既是出版主体深谙市场之需而做出的主体行为, 亦有诸多的文化考量。总体而言,
有以下原因:

  1. 出版物产品布局的需要

民国时期, 出版物的类型众多,
有教科书出版物、工具书出版物、儿童读物出版物、丛书出版物、古籍整理出版物等类型。中华书局因其自身发展及时代的需求,
广泛参与古籍的整理出版事业,
这必然是中华书局本身的出版物产品结构调整与完善的重要一环。

(1)
与商务印书馆等民国时期大型出版机构同业竞争的需要。民国出版历史进程中,
中华书局“始终处于‘老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引领, 世界书局等书局的追赶,
形成“夹板效应, 催促其不断前行”。[10] (31) 正因这种夹板效应,
使中华书局在出版物的产品结构上须尽可能保持与商务印书馆相近。民国时期,
所有出版物中, “古籍出版最能体现一个出版社的实力,
这是实力与水平的竞争”。[11] (67) 商务印书馆较早从事了古籍出版工作,
民国肇始成立的中华书局在其业绩稍加稳定后, 即将古籍整理出版提上议程,
不断从内容、技术等方面形成自身产品特色,
以增加其在业内的竞争力。以《四部备要》为例, 先是1920年“校印”开始,
再行“增辑”, 1934年, 又加以“重印”。中华书局采用其独特的产品特色,
使其在民国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物市场上给了商务印书馆不小的压力,
张元济在信中曾提到“近中华发售《四部备要》,
大张旗鼓。本馆因重印《四部丛刊》相抵制,
并拟将历年预备之续集及古本二十四史陆续发行”。[12]当然,
这种竞争也给中华书局自身提出了更高要求, 迫使其提高印刷技术, 降低成本,
扩大市场, 以薄利多销的理念展开竞争, 有时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1936年,
中华书局所发通启称:“同业竞争已达极点, 总局销售之毛利不及开销,
幸年来仪器及印刷发达, 略可补助。分局亦当仰体此意, 力求地盘之扩张,
亏折所不计也。”[7] (138) 从出版角度而言, “出版总是与时代一致的,
或者说受到社会性的影响的, 这一场竞争是积极的,
对于保存国粹也是一大贡献”。[11] (71) 当然,
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在古籍整理出版的竞争上, 并非仅简单以数量战胜对方,
而是“在方法与方式上匠心独运, 或人弃我取,
或有所开新。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主要出影印本,
陆费逵的中华书局则推出排印本”, [11] (69)
其中排印技术即商务印书馆在印刷古籍出版物时所弃用的技术。

(2) 完善中华书局自身出版物门类的需要。中华书局自创局始,
以编辑出版教科书异军突起于业内, 其自身实力亦在不断提升,
全盛时期年营业额达千万元。[13]如此好的成长业绩, 在出版物门类方面,
仅靠教科书出版显然不能满足其自身产品完善的需求。在当时整理国故与新图书馆运动的时代背景下,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 无疑成为其产品布局的一个重要选项。此外,
中华书局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和推崇, 较早亮出了“提倡国粹,
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的营业思想,
[14]以表明其传承文明、弘扬国学之志向。中华书局的“融合国粹欧化”的经营指导思想,
并不能说就是保守和后退, 它既不是打“国粹”旗号的复古主义者,
也不是为帝制呼喊的幽灵, 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出版物的编印出版上。“精印古书,
广译西书”, 成为中华书局产品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古籍出版物有独特之处“一是‘真’, 二是‘古’”。[15] (483)
中华书局为实现古籍整理出版物的“真”与“古”, 在印刷技术上,
采用其独物聚珍仿宋体技术, 其字体古色古香, 清秀俊雅, 尤为适合印行古书,
以此满足古籍整理图书市场的需求。

  1. 整理国故运动的需要

五四运动时期,
对传统文化再审视与再改造的“整理国故”运动活跃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对于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范围等,
学界早已有诸多的论述。纵观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进程,
竞出古书的风气与复古读经运动几乎是呈同一速度而发展的。作为当时重要出版机构的中华书局,
对文化界整理国故的浪潮秉承着积极的支持态度, 也广泛参与了此项运动,
印行古书, 提倡“国粹”。6中华书局同人对国故运动用力甚多,
陆费逵本人亦提出自己的看法,
撰写了《最低限度当读之国学书》《国学入门书》两篇文章,
其所列出的“最低限度当读国学书”文本, 中华书局基本上都编辑出版了,
包括《诗经》《易经》《礼记》等。

  1. 适应新图书馆运动的需求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1925年, 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提议,
“将美国退还庚款的1/3建设图书馆八所, 分布中国诸要地,
为各区域的图书馆模范”。[16] (94-96) 此后,
轰轰烈烈的新图书馆运动在全国展开, 各省图书馆的数量迅速发展,
从1922年的52所到1935年的5812所。[16] (94-96) 1928年,
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决议, 请当时的大学院 (相当于教育部)
通令各学校设置图书馆。各类图书馆机构成立后, 相对应的图书经费亦有所保障,
如学校图书馆方面,
1928年曾规定“每年从全校经费中提取5%以上作为购书费”。[16] (94-96)

由此可见, 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的广泛设立,
对于包括古籍整理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图书需求将大为增加。正因如此,
“新出版的古籍, 由于解决了图书馆经费与书籍采购的难题,
使得图书馆能够以低廉的价格, 得到人人当读的古籍,
因此各类级图书馆购买积极”。[17]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物,
正好因应了这一运动所产生的大量书籍需求, 以《四部备要》为例,
奉天省当局购置90余部以颁给其下属之各类型图书馆。

  1. 陆费逵个人的文化因素

陆费逵执掌中华书局长达30年,
这一过程中其个人的超强操控能力和把握能力得以显现,
甚至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出版文化理念, “陆费逵的文化观,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出版理念, 成为中华书局营业的重要指针”,
[18]甚至是“中华书局以陆费逵为中心, 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
除刚性的管理制度外”,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陆费逵风格’”。[19]吴永贵曾归纳陆费逵的个性特征为“预见的眼光”“学人的素养”“商人的精明”“出版家的执着”“家长的作风”等,
[20]其独特的文化出版理念,
使中华书局的编辑队伍、作者队伍等深受影响。[10] (32)
针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而言,
陆费逵个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其祖上的原因。陆费伯鸿的先人陆费墀曾以翰林院编修任总校官,
前后达20年,
陆费伯鸿对其先人的学术是十分向往的。在他所写的《校印〈四部备要〉缘起》等文章中曾多次表露了这一情愫;[6]
(252) 其次是其苦心经营中华书局,
商人的身份与角色使之在出版物类型上遵从市场的需求,
这“决定了他们的古籍出版热情, 必然很大程度上受着商业利益的驱动”;[15]
(482) 就大的时代环境而言,
是由国故整理思潮和新图书馆运动产生的巨大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市场需求。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过程中,
时常会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古今图书集成》由陆费逵提议影印行世,
甚至对古籍整理过程中的细节亦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如1936年9月11日,
陆费逵对古书排式和定价提出意见:“最普通之古书一律排32开报纸本。读本正文三号或二号,
小注新五号或五号,
无注者用新四号。非读本可用五号。定价最普通者每页一厘半,
次则二厘。查明商务‘国学基本丛书’之定价, 如形式相同, 宜低不宜高”。[7]
(147)

作为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两大出版机构之一, 数十年时间里,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广泛参与了古籍整理工作, 产生了众多有用的成果,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首先是丰富了民国时期出版物种类,
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正如前文所述, 民国时期,
中华书局高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旗帜, 在经世致用理念倡导下,
既出版了数种大部头的古籍整理出版物, 如《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
亦出版了数量繁多的古籍选印本。其次是创新了民国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的编印技术。合理运用排印技术,
巧妙运用拼版技术, 大量运用拥有专利权的聚珍仿宋体技术等,
使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物颇具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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