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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冈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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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872年《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刊出《俄人寓言》算起,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走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五四”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俄国作家及其作品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不过当时的译介量不多,影响不大。俄国文学真正为中国文坛所关注,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实际的影响则始于“五四”时期。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回眸一下俄国文学在百年中国的译介轨迹。

力冈

“五四”时期 阅读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风气

“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俄国文学译介“极一时之盛”的局面。茅盾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被译介数量,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如再纵向比较,1900年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这八年则为年均约10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这些单行本中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众多名家的名作。在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这时期,不管什么倾向的刊物,都竞相刊登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文学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新中国》《语丝》等刊物登载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多。

力冈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进行创作,大约自己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专注和吃苦,苦修和执着,似乎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外来文化“取兼容包并主义”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鲁迅在1927年对美国学者巴特莱特的谈话时说过,现代中国介绍进来的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国家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鲁迅本人就是“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吸收,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冯雪峰语)。郁达夫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小说”。他还表示,“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译介的热诚和感情的专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力冈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生活贫苦。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安徽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文学翻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本译作《里雅希柯短篇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后引起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在力冈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一种力气活,在30—50岁这一翻译家的黄金时期,力冈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是,重返译坛的力冈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挣到了以当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力冈因肝癌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的关头,左翼作家开始引进苏联文学,在近20年间,陆续推出了不少“新俄文学”作品专集,如《白茶》《烟袋》《冬天的春笑》《蔚蓝的城》《村戏》《流冰》《果树园》《竖琴》《一天的工作》等小说集、诗歌集和戏剧集,涉及的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扎米亚京、爱伦堡、叶赛宁、阿·托尔斯泰等。其中最受关注且作品被译得最多的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1928)和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母亲》(1929)。仅30年代,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就有57种之多。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国对“新俄文学”的介绍日见活跃。除高尔基的作品外,还译出了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雅科夫列夫的《十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二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等有影响的作品。

力冈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的职业是教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是,正如吴笛教授在纪念力冈的文章中所言:“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0年代,中国文坛非常关注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期间创刊的《苏联文艺》(1942-1949)译介了大量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此外,时代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特别是解放区的一些出版机构)出版的此类书籍的单行本数量也有百余种之多。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

普希金说过:“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力冈就是这样一匹忍辱负重、砥砺前行的“文学的驿马”。力冈以他的作为告诉我们,文学翻译是一项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力冈及其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燃烧生命的举动,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典范,同时是他的翻译意志奏出的一曲凯歌。

如鲁迅所言,在“大夜弥天”的中国,这些作品的出现,其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面对着充满新生活气息的“新俄文学”,不少中国作家很自然地意识到了旧俄文学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一些左翼作家表示,“新俄文学”才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们明天怎样去生活”(茅盾语)。

1950年代到80年代 从大量译介苏联文学到冷却

力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展开他最积极的翻译活动的,他的大部分译作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浏览一下力冈的译作书目,可以发现出版于80年代的译著有十余部之多,计有格鲁兹杰夫的《高尔基传》、冈察尔的《爱的归宿》、巴巴耶夫斯基的《野茫茫》、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阿列克谢耶夫的《儿时伙伴》、波利亚科夫的《别林斯基传》、普希金的《暴风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卡里姆的《悠悠儿时情》和格罗斯曼的《风雨人生》等。从这个目录还可以看出,力冈这一时期的译作总体上以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为主要翻译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国文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全面介绍俄苏文学。上世纪50年代被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万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这时期俄苏文学的翻译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批经过正规院校培养的译者加入了俄苏文学的翻译队伍,俄国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俄国古典文学的翻译量虽然不能与苏联文学相比,但是其繁荣景象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出版的单行本计,50年代初版新译的作品,年均达20.4种,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为38种;如果加上重版的作品,年均达40.4种,其中又以1949年和1950年最高,这两年共出版了151种作品,创历史之最。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那是一个文化转型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的一场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觉醒的黄金时期。在那场汹涌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整个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对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翻译和介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被翻译过来的现代化”。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翻译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更是一个对外国优秀文学和文化开放的时代,在精神上饥寒交迫的国人首度面对外国文学的盛宴,饕餮之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一时代的翻译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外国文学翻译热潮中,俄苏文学也是重要的译介对象之一,力冈的译著也和其他众多翻译作品一样,是对改革事业的添砖加瓦,是为思想解放运动注入的燃料,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国民文化性格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重点译介的是苏联文学,译出了上千位苏联作家的几千种作品,苏联文学译作占全部俄苏文学译作的九成以上。茅盾称“这十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的书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静静的顿河》等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刘绍棠曾谈道:“我在青少年时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我从他的作品中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一个是写情,一个是写景,而且是落实到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上”。不过,当时译介过来的作品中有的并非佳作,但因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相吻合,也往往能获得超过其内在价值的热烈欢迎,如比留柯夫的小说《海鸥》、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等。尽管译介量大,但文坛又将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排除在视野之外,受苏联官方排斥的作家(如叶赛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扎米亚京等)的作品几乎不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知;有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只能内部出版(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这种现象造成了当时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的跛足现象,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学的基调和底色。

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始自19世纪末,在五四时期出现第一个高潮,如今人们在探讨五四运动的起因时,常将俄国的文学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并列为三大思想资源,由此不难看出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发挥的强大思想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60年代,俄苏文学再度发挥“军火”和“样板”功能,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又一次成为国人解放思想、放眼世界的意识形态工具和思想武器。如果说,鲁迅那一代翻译家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一代中国翻译家同样是为国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功莫大焉。没有包括力冈在内的这一代翻译家的辛勤工作,国人的思想解放就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把出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翻译家如鲁迅、瞿秋白、蒋光慈、茅盾、巴金、耿济之等视为中国第一代俄国文学翻译家,那么20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出生的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查良铮、汝龙、满涛、叶水夫等就是第二代,而力冈以及近两年间相继去世的草婴、高莽等人则构成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家的第三代方阵,这一代翻译家同样以自己的辛勤努力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60-7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全面冷却,两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猛烈碰撞。与此相应,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数量十分有限的俄苏作品的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了根本变化。

中国第三代俄国文学翻译家的工作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起,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出现一个“井喷”现象,十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多达近万种,在译作的种类和印数上,可能要高出此前所有同类出版物的总和。在这样一种铺天盖地的外国文学译介热潮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读者,自然也包括中国的作家。王蒙在他的《青春祭》一书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从维熙、茹志鹃、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蒋子龙的某些小说都曾被人具体地指认出苏联的某部对应的文学作品;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这里提到的张承志,就对力冈的译作赞不绝口,曾感慨:“我恨不得倒背如流!”由此不难窥见力冈的译作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

1980年代 译介总量超过20世纪任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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