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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洪伉俪旧札中的温馨往事

陈子善老师2017年3月1日微博:“罗洪先生2017年2月27日在上海病逝。她生于1910年,是上海松江人,翻译家朱雯先生之妻,有《罗洪文集》行世。她是迄今享年最长的女作家,活了107岁”。笔者未曾见过朱雯罗洪两位先生,但2012年11月7日曾得赠韦泱老师编的《百岁不老:罗洪作品精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罗先生离开我们近一年了,最近有幸得见朱雯、罗洪这对作家夫妇的信札,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笔者最近在钱学森、楼适夷、赵家璧、萧乾、吴小如等名家信札专场,找到赵家璧、萧乾给牛汉的信各一封,不见于《赵家璧文集》第5卷和《萧乾全集》第7卷,当为佚信,当是解读赵家璧、萧乾与牛汉交游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笔者在“文坛忆旧
-—施蛰存、周而复、陈荒煤、贾植芳、萧乾、吕叔湘等名家信札墨迹”专场和“文坛忆旧-—周而复、施蛰存、陈白尘、赵家璧、萧乾、吴祖光等名家信札”专场,分别得见罗洪给时任《新文学史料》编辑黄汶的信,照录如下:

牛汀同志:

黄汶同志:

听说你已在五四文学编辑室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可喜可贺!但工作一定更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你的早日赐复。

前接大札,悉拙稿校样将于二十日左右寄出,今天已二十五日,未曾收到,不知已寄出否?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勿念。还有之六、之七,当按时写成奉上。这些是解放以前的。为了不占用《史料》篇幅太多,我想就刊出七次。至于解放以后两三次,我还是写下去。不知日后能否将已发表与未发表的合在一起在贵出版社出版?也许字数少了些。

前曾寄拙作《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本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据你室郑延顺同志三月廿四日来信,告诉我已用在贵刊第二期。他同时代表你组要我为第三期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专辑写一篇,我于四月一日挂号寄他《回忆鲁迅最后编校写序的一部书——关于曹靖华编译〈苏联作家七人集〉》,谅早已收到。该文原来拟给另一个刊物,因延顺来信,转寄贵刊,不知合用否?如蒙录用,请你们给我提些意见,以便修改,因为这两篇文章都已编入王仰晨同志约我为你社而编写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内收十篇,约十万字,已在上海付排)。希望你早日给我提些宝贵意见,还来得及在初校时修改。你是知道我在撰写这些出版史料时,考虑不周之处很多,你们是拙作的第一个读者,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如能成为单行本,那就感激不尽了。

此外,第二篇拙作,写的是鲁迅与曹靖华同志间的一段历史,虽然材料都是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难免还有疏忽或失误之处。我与曹靖老久未通讯,也不知他的北京住处,同时也不敢去打扰他老人家。如果你们采用此稿,请你考虑为尊重曹靖老起见,是否由你刊把校样送他看一下。如有修改意见,我当遵办。

我姓姚,发表稿件,只用“罗洪”,到银行取稿费,因为跟户口本对不起来,非常麻烦,以后开单子时,请写成“姚罗洪”,谢谢。

茅盾先生不幸逝世了,这对中国文坛是又一巨星的陨落,而对你刊的损失也是不可弥补的,但《新文学史料》在组织他老人家写下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回忆录方面,功不可埋!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办好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刊物。

刚才接到财务科清单和收据,现将收据附上,请转交。因为想跟你写信,只得附在这里,麻烦你转交了。

翘首以盼,顺颂

此颂

著安

    编安!

赵家璧

罗洪

4.26

3.25夜

如需要《二十人集》、《七人集》书影作插图,来信即寄。

黄汶同志:

《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本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刊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回忆鲁迅最后编校写序的一部书——关于曹靖华编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刊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信中说,“如果你们采用此稿,请你考虑为尊重曹靖老起见,是否由你刊把校样送他看一下”,恰巧《赵家璧文集》第5卷收有赵家璧1981年5月22日给牛汉的信,正是对这件事的回应,“将发表于你刊第三期上那篇有关《苏联作家七人集》的拙作,前蒙同意把校样或原稿就近送曹靖老审阅,可否请即代办这件事”。由此可以推知,赵家璧给牛汉的这封信,写于1981年4月26日。另外,《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本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在收入1981年9月初版的《编辑生涯忆鲁迅》时,题目改为《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大札及校样收到。正在等待《史料》第三期,这才明白是影响,推迟出版。书已寄出,大概就可以收到了。

信中提到的“回忆录”,指的是《新文学史料》自1978年第1辑开始连载的茅盾的《回忆录》,是由韦君宜向茅盾组稿的,后来结集出版为《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了上册,1984年5月出版了中册,1988年9月出版了下册。茅盾是1981年3月27日去世的,《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刊载的《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文末注明写作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自此之后,《新文学史料》续载的茅盾的《回忆录》均是“其亲属根据茅盾同志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的”。另外,赵家璧在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3卷第6期写有关于《子夜》的书评。茅盾去世后,赵家璧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写有《从茅盾给我最后一信想起的几件往事》,提到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茅盾写给他的信“大约有四五十封之多”,“都是用毛笔写在国产的宣纸上,不但封封都具有文史资料价值,而且都是珍贵的墨宝”,可惜文革时被抄,至今下落不明。最后一信指的是茅盾1977年12月20日给赵家璧的回信。

校样寄回,请检收。

牛汀同志:

(之七)争取于十月底写好,写完了当即寄上。

你好!

澳门新葡亰登录,此复即颂

有两个东西请你们考虑要不要也列入斯诺附录:

    编安!

①鲁迅先生逝世后,我曾约斯诺写一悼念文章,后来刊在1936年11月25日上海《大公报》第十三版(文艺)上,题为“鲁迅——中国的伏尔泰”。我在下一篇回忆中将提到它,因此,如列入,可以前后呼应。

罗洪 9.25

②《活的中国》出版后,我曾请杨刚写一书评,刊在1936年1月17日上海《大公报》第十三版(文艺)上,题为“评‘活的中国’”。除了对此书作了总的评价外,她还很认真地核对了原作,列出斯诺作为记者加进的(即原作所没有)的句子,很说明问题。杨刚解放后先任总理秘书,管外事;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人民日报八大代表,我在第二篇文章中还会提到她的。(56年她去飞机场接外宾,汽车出事故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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