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诗文赏析 › 文汇报|陈子善:不该被忘记的吴兴华

文汇报|陈子善:不该被忘记的吴兴华

澳门新葡亰登录 1

吴兴华(1921—1966),浙江杭州人,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精于多门欧洲语言,在新诗写作方面成就极高,外文译作备受称道。被认为如天假以年,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五卷本《吴兴华全集》出版,除诗文外,还收录论文、书信、译作,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宋淇与妻子邝文美

澳门新葡亰登录 2

宋淇(1919-1996),又名林以亮,是现代著名剧作家宋春舫之子,他本人亦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颇为活跃的一位作家。宋淇从30年代末即开始发表作品,就读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时广交好友,与张芝联、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志趣相投,一起创办了同人刊物《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开始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文学活动。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周煦良等沪上名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5月,宋淇举家迁往香港,后与张爱玲结识,他仍笔耕不辍,在文学翻译、评论以及红楼梦研究上皆有建树,对香港文坛产生了颇多影响。

吴兴华

澳门新葡亰登录,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关注不多,陈子善教授曾编《林以亮佚文集》(香港皇冠出版社,2001年),分上、下编收录了宋淇未曾结集的佚文,尤其是上编将宋淇在大陆时期所发表的诗歌、散文及批评钩沉出来,首次对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进行介绍,陈子善还写有《理性的闪光——宋淇早期佚文小议》,对宋淇在《新语》上发表的小品进行评点,这对于重新认识这位现代作家的意义自不待言。陈子善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对宋淇介绍时提到了他的多个笔名,如宋悌芬、欧阳竟、余怀、杨晋等。宋淇的笔名确实有很多,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提到有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旁观清等。因为笔名太多,后来宋淇本人也有很多想不起来。笔者在翻阅1952年香港《人人文学》(第3期)时发现一篇剧作《寻妻记》(独幕剧),署名欧阳竟,疑似宋淇佚作。据考证发现,这篇剧作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1941年,宋淇、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第3卷第2期)最后一期曾刊出一篇同名剧作,署名“竺磊”,该作与1952年《人人文学》所刊内容基本一致,无疑出自同一作者。不仅如此,宋淇还以“余怀”为笔名重新发表了《燕京文学》上的旧文《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众所周知,“欧阳竟”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他在1948年赴港之后,在《人人文学》上发表了多篇作品,还以“梁文星”为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诗歌,以“欧阳竟”重新发表10年前的剧作,可能意味着对过往人生经历的怀恋,而这个时期开始以“林以亮”“余怀”为笔名介入文坛,又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生的开始。循此线索,可以断定“竺磊”应为宋淇的笔名,同时可发现其早期佚文多篇,均未收入《林以亮佚文集》。

  吴兴华文学身份多种多样,说他是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学者、英美文学教育家,等等,都对,都不错。若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鲜明风格的新诗人,才最为重要。但他又是写了许多新诗却在生前没有出过一本新诗集的诗人,这在现代文学史上颇为少见。对与他一起在1940年代诗坛崛起的穆旦,吴兴华在1947年12月26日给宋淇的信中就明确表示:穆旦“从许多角度看起来,可以说是最有希望的新诗人”。穆旦生前毕竟已出过《探险队》《穆旦诗集》《旗》三本新诗集,而吴兴华却一本也没有。1949年以后的30多年时间,这位新诗人几乎被遗忘了。只在1957年昙花一现,在《人民文学》8月号上发表了《咏古事二首》。时光流转,一直要到消失37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推出“吴兴华专辑”,他的名字和诗作才开始进入中国新诗研究者的视野。这种情形与张爱玲重新“出土”,庶几类似。1988年12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吴奔星先生主编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吴兴华以一首《西迦》入选。1998年12月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吴兴华入选18题20首之多,成为入选作品最多的沦陷区新诗人,可见研究者已越来越重视吴兴华。200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推出了《吴兴华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分诗卷和文卷两册。这是第一部吴兴华文学创作、评论和译文集,虽然缺漏在所难免。

1939年,因抗战中断的燕京大学重开,借读于光华大学的宋淇北上继续求学,开始用“竺磊”作笔名在《燕京新闻》副刊“松岛”上发表文艺消息,多是对西洋文学动态的报道,足见他对世界文坛的关注。1940年冬,宋淇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燕京新闻》上还登载了相关消息:“寒假毕业于西语系之同学宋奇君,现留校任助理,教一年级英文,并协助柯宓喜女士编纂一年级英文班所用之法文课本。”(《燕京新闻》1941年2月8日)。9月,宋淇在《燕京新闻》刊载散文《燕京的“静”的所在》,可谓构思巧妙、令人叫绝。作者在开篇即赞扬,“燕园的景物,真可谓游不胜游,记不胜记”。然而却并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他所要描写的是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透过这篇散文,也可看出宋淇对燕京的感情之深。10月,宋淇与燕大同人在《燕京新闻》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副叶”,所刊登的文字皆是同人从看书读杂志中获得,这种新形式使得《燕京新闻》更加多样化。1941年6月,“副叶”因故停办。宋淇在上面发表了《恐怖的宣传者“好好爵士”》《英国书税案》《评〈日报期刊史〉》《真正的危机》,翻译了E.M.Foster《亡国后的文化》、MaryE.Watts《妇女版》、DirkvanDerHeide《妹妹和我》等作品。此外,宋淇还在《燕京新闻》“译丛”上发表了O.G.Villard的《记者生涯的回顾》、SvlviaLucas的《张伯伦夫人》。

  之所以简要回顾1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吴兴华的出版和接受史,无非是要说明对吴兴华这位杰出的诗人,出版他的全集是完全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年伊始,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吴兴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一件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迎的大事,是建立吴兴华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环。从篇幅而言,《全集》诗集共收164题,两百多首新诗,而《诗文集》仅收63题,八九十首诗;《全集》文集收其对中外文学的评论和散文共25篇,而《诗文集》仅收16篇。特别是文集还收录新找到的吴兴华的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十分难得。《全集》新增单独的译文集,译作莎翁的《亨利四世》又单列一卷,这样,译文部分在《全集》中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由此也进一步凸现了翻译在吴兴华文字生涯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两相比较,显而易见,《全集》展现了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吴兴华,为研究吴兴华打开了一个更大更深广的文本空间。

谈及宋淇早期的文学活动,不能忽略他与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该杂志创刊于1940年11月,他们创办这份刊物的缘由在创刊词里说得很明白:“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现在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沉默,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第一期首篇推出的文章就是宋淇的《谈何其芳的散文》(署名欧阳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何其芳散文存在的缺陷,并且对现代散文的走向表达了个人忧思。应该说,这是一篇很见锋芒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燕京文学同人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洞察与反思。此后,《燕京文学》每期都有宋淇的文章,涉及诗歌、批评、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可以看出宋淇丰沛的创作热情,他所使用的笔名有三个,即宋悌芬、欧阳竟、竺磊。因以宋悌芬、欧阳竟为笔名的文章皆已收入《林以亮佚文集》中,故本文不再探讨。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全集》“首次公开吴兴华写给挚友宋淇的书信六十余封”,这是吴兴华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犹记张爱玲《小团圆》出版前后,我数次拜访香港宋以朗兄,翻阅过他出示的吴兴华致宋淇的这批手札和吴兴华诗稿,还有傅雷和钱锺书致宋淇的大批信札。而今吴兴华致宋淇的信札终于整理问世,实在令人高兴。“全集”是一个作家毕生文字成果的总汇,所谓“全”就是“完全”、“全部”、“完整”之意。现代文学研究界目前的基本共识是,“全集”不仅应该收入作家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类作品、作家留下的手稿,还应收入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无可替代的他的书信和日记,哪怕由于这样那样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一时不能全部收入至少也应收入部分,否则称之为“全集”难免引起质疑。证之以鲁迅、巴金等的全集,莫不如此,最近出版的《冯雪峰全集》甚至把他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交代和“揭发”材料都收入了。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尊重历史。因此《全集》把吴兴华致宋淇的信札完整收入,单列一卷,使“全集”名副其实了。

《谈曹禺的戏剧》(第1卷第3期)对在30年代就已成名的剧作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进行批评,指出三部剧作存在的不同问题,并对曹禺的创作寄予期待。早前,宋淇对曹禺的戏剧一直很关注,他在《燕京新闻》(1939年12月16日)发表《评〈日出〉公演》,在1940年4月27日发表《话剧报道》,对抗战时期的剧作家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涉及到曹禺的新作《北京人》。燕京剧团公演《雷雨》后,《燕京新闻》(1940年5月4日)专版刊出“雷雨公演集体批评”,宋淇写了《一个天才》。其中,燕大西语系主任谢迪克也发表了批评文章《忠实的演出》,在此之前,谢迪克就对曹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日出〉批评》一文中认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月报》第1卷第1期)。

  这批自1940年7月18日起,至1952年7月19日戛然中断的信札,时间跨度长达12年,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一封不缺,但吴兴华致宋淇信札的绝大部分,应该都在了。这批信札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于吴兴华视宋淇为挚友、畏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通都是论学书简。吴兴华在信中向宋淇畅谈读诗写诗心得,交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的看法,……因为是私人通信,没有顾虑,所以他在信中不断臧否当代作家和诗人,赞弹分明。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许多新文学家,虽然他自己也一直写新诗。他1942年6月29日信中明确表示:“现代这些文学史家真使人哭笑不得,连李健吾也在内,读过一点外国东西,便趾高气扬。事实上他们学问更比起古人最浅陋寡闻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怎能对他人妄加讥评?人家一句话有多少书作后盾,他们的话后面就有一本胡适,与他的‘白话全好派’”。同年11月23日信中又提醒对方:“我劝你不要太为一班新文学家所迷,看不起古人。”1943年7月8日信中又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想起来也可笑,我们现在不得不payforthefollyof那些‘五四’的博士们,他们胡乱的推翻打碎,结果责任落到我们晚一辈的肩上来再作挽救工作。此外我还有些咏古诗也是纯粹以一种‘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适与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写的。……我绝没有把那认为现代文学唯一出路的意思,我是想既然新文学想要‘拔戟自成一军’,就得表示出来它也能容纳过去的文学,特别是其中一些不可否认的美——要完全推翻过去,结果不管它的好丑完全置之不顾,这原是很容易的事。新文学现在处处露出完全与过去不发生关系的模样,同时有好些人,blesstheirhearts,还觉得这是新文学足以自傲的地方。我深信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如今要争执的只是接收融化过去文学的程度问题,这是一条必须采取的路径,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的。”吴兴华这样一再向“亲爱的朋友”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于他敏锐地看出了当时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他在新诗创作上所作的从题材到形式都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资源的尝试,又与当时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努力异曲同工。(有趣的是他1949年10月13日的信确实提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吴兴华虽然是自负的,他在信中对李健吾、梁宗岱、冯至、林庚、周煦良等不同程度的批评既是明证,但他对自己的诗作也有深刻的反思,1947年12月26日的信中在上引充分肯定了穆旦之后,又接着说:“他的语言是百分之百的欧化,这点是我在理论上不大赞成的,虽然在实践上我犯的过错有时和他同样严重,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的诗只能给一般对英国诗熟悉的人看,特别是现代英国诗,特别是牛津派,特别是Arden,这种高等知识分子的诗不知在中国走得通否?”这段结合自己创作中的问题对穆旦早期诗作的批评我认为切中肯綮,颇有分量。

在《燕京文学》第2卷第1期,宋淇发表了一篇小说《某太太》,通篇由某太太与丈夫的电话通话组成,但丈夫却未发一言,整部小说形式独特,诙谐幽默。第2卷第2期发表的《表》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是宋淇对现代散文写作的实践。正如他在《谈何其芳的散文》中所说,“我们的散文,和所有其他国家最好的散文传统一样,应该自然,简单,有力,直接,一句话,就是有生命。即便在赤裸,坦白里,我们也能找到美丽,这才是真正的美,因为这是生命的美”。宋淇的这篇《表》,确实让人看到了“生命的美”。第2卷第3期发表书评《现代英美剧作家》,是对巩思文著作的介绍,宋淇在文末提出了关于“melodrama”译名的不同见解,还对李健吾的翻译提出异议,足见他的看法之独特。《燕京文学》第2卷第4期专辟“易卜生特辑”,刊发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出自宋淇,一篇是《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一篇书评《野鸭》(署名竺磊),宋淇这一时期对易卜生的关注颇多,他还在《沙漠画报》(第4卷第15期)发表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十多年后,宋淇在《人人文学》上重刊《易卜生的价值》时在文末加了一段注释:“这篇小文写成于十三年前,惭愧得很,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对易卜生下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对文中暂时的结论并不能予以彻底的修改。最近看到吉思特顿的论文,他也认为易卜生的思想大成问题,倒是他的技巧有令人心折之处。此外,除了Downs写了两册研究易卜生的书之外,西方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无论在上演和阅读上,毫无疑问已在减低了。我自己对文中所说,特莱顿的本身价值或许不如他历史上的价值这一点,认为有点过分。对一个作家没有下过功夫,而贸然就下结论,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睿智的举动。”其实,这番话实在也很能表现宋淇一贯的批评态度。第3卷第2期是《燕京文学》的最后一期,宋淇发表了《寻妻记》,是一篇独幕剧。有意味的是,《燕京文学》从创刊到停刊,首期第一篇和末期最后一篇文章都出自宋淇,他既打头阵,又压轴,可以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也因此停刊。

  此外,吴兴华这批信中还多次提到了他早年的文坛交游,如1943年12月11日信中提到毕树棠、常风等“念英文的老前辈”称钱锺书为“国宝”,1944年10月13日信中提到与姚克等人在北平相聚,1947年1月23日信中写到他与夏氏兄弟一起游览颐和园等等,都是难得的史料。遗憾的是,《全集》对这批书信的整理还不尽如人意。1943年12月11日信中的“华树棠”应为毕树棠,1947年10月28日信中的“庞董琴”应为庞薰琹。更不应该的是,编为1943年12月21日的信系年有误。此信开头即云:“悌芬,信及《新语》剪页收到,周煦良先生的介绍言之过重,很叫我惭愧,所选的诗不大惬意,我自觉较好的诗是如《荆璞》《吴起》《贾谊》《岘山》诸篇,及十四行,那些零碎短诗实在当不起承前启后的话。”傅雷、周煦良主编的《新语》半月刊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创刊,吴兴华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在1943年就与宋淇讨论《新语》发表自己的诗?而1945年12月5日出版的《新语》第5期正是吴兴华诗作专辑,周煦良关于吴兴华诗那篇有名的也即吴兴华在信中认为“言之过重”的《介绍吴兴华的诗》就发表在这一期。合理的推断是,此信写于1945年12月21日,宋淇在《新语》出版后立即把“剪页”寄给吴兴华,才引出了吴兴华这一段议论。

除了《燕京新闻》和《燕京文学》这两个文学主阵地外,宋淇还在燕大新闻系学生主办的《燕京水星》(第1卷第1期)上发表小说《鬼》。同时,宋淇在光华同人主办的《西洋文学》上也发表了很多译作,他也是《西洋文学》组稿队伍的重要一员,以“竺磊”为笔名翻译了JeromeWeidman的《半夜回家》。根据目前资料所见,宋淇以“竺磊”为笔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翻译了萨洛扬的《牧羊人的女儿》(1949年《今译文丛刊》第1期)。

  与书信集的个别失误相比,《全集》诗集分量最重,问题也最大。诗集所收两百多首诗,明确注明出处的仅40多题50多首,加上诗末注明写作时间的16题20多首左右,总共约80余首可知发表或写作时间,其余一概欠奉。作为一部作家全集,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当然,可以说其余诗作均来自吴兴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但诗集并未作任何明确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无题十二首》,注明了“自吴兴华手稿录之”,那么其他许许多多首诗是根据什么“录之”的呢?哪些是从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录出,哪些是从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录出,或者两者互见的,《全集》编者理应作出必要的说明。这个许多诗作不明出处的问题在《诗文集》中已然存在,《全集》更严重更突出了。

正如陈子善教授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所言,透过这些佚文,“从中可清楚的看出青年林以亮的艺术趣味和爱好,可明晰的把握心智成长的轨迹,”当然,宋淇的这些文学探索和实践,不仅反映了他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与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同人群体的文学活动,都体现了4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介入现代文坛的渴望与坚持。

  从《全集》各集看,似乎是所收诗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编排,虽然也未明确交代。以此标准查对诗集,仍令人费解。前述吴兴华在1957年8月号

  《人民文学》发表了《咏古事二首》,诗集在这两首诗之后,竟然还编排了约占总数一半多的诗作,难道这一大批诗作都是吴兴华1957年以后所写?更奇怪的是,紧接着《咏古事二首》就是吴兴华作于1941年的两首Sonnet(这两首Sonnet《全集》只注明“1941年1月”,其实均刊于1941年1月《燕京文学》第1卷第4期),而在《咏古事二首》之前已编排了不少吴兴华1945年发表的诗了。或者编者认为《咏古事二首》也是吴兴华的“少作”,发表于《人民文学》只是旧作重刊?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仍无丝毫说明。总之,诗集到底按什么原则编排的?莫明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编辑体例有点混乱、前后矛盾的结论。

澳门新葡亰登录 3澳门新葡亰登录 4

吴兴华译《黎尔克诗选》(1944)

  另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提出。《全集》前勒口的“作者简介”中明确告诉我们,吴兴华“笔名梁文星、钦江等”。钦江这个笔名,《全集》文集所收《现在的新诗》文末注明“(原载《燕京文学》,1941年11月,第3卷第2期,署名‘钦江’)”,已得到落实。那么,笔名梁文星在哪些诗文发表时使用过呢?《全集》又一概欠奉。这又是一个重大疏漏。众所周知,“梁文星”是吴兴华的被笔名。1952年之后,梁宋联系被迫中断。宋淇后来选出吴兴华先前寄给他的一些诗文以梁文星的笔名交香港《人人文学》、台北《文学杂志》等刊发表,所以港台文学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只知梁文星不知吴兴华。不妨仅以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第1卷刊登的吴兴华作品一览表为例略加说明:

  岘山(诗)梁文星1956年9月1卷1期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4462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