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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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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店面

范雪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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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它在抗战时期从一所具有独立地位的民营出版社转向与中共的出版系统相结合的过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政治意味。范雪博士细致地梳理和考察了这一段历史,分析了生活书店自身的出版理念和制度安排,以及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如何决定了它的选择。论文不仅对现代出版史贡献良多,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建国后中共的文化体制的历史起源。

  

 

   摘要:抗战期间的延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知识生产源地,但中共的出版、发行能力有限,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知识流播基本依靠党的组织系统的运作,这限制了延安在全国知识市场上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战争致使一批30年代已在全国知识界有地位的左翼理论家从上海去延安,这造成左翼的文化资本与革命政权的重合,延安由此携带着“政治”和“知识”的双重意涵,与党外的文化机构建立起合作。生活书店是出版来自延安的作品最多的党外书店。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在对马列知识的信仰、对理论知识分子的推崇和对知识能够抗战建国的信心中,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

体制化是学界讨论延安和共和国时期知识文化生产的重要话题,笔者考察抗战期间民营性质的生活书店的左倾,目的是呈现一种鲜被论及的体制化:生活书店主动在制度层面学习和套用中共的组织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生产“一体化”过程的一段前史。不同的是“一体化”由国家力量推行,而在这段前史中,我们会看到文化机构主动的制度性过渡。生活书店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是一个面向市民阶层的文化生产机构,抗战爆发前,这家书店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走向延安并最终融入中共的出版体制。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没有党派色彩的民营出版机构,生活书店进入中共体制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关键词:延安
生活书店 新华书店 出版 抗战文化

作为一家独立完整且规模很大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是有极强自我意识的共同体,中共的渗入或书店对中共的好感,都不足以解释书店的变化。笔者认为抗战中的生活书店主动地选择了中共的组织制度来管理书店,一方面是书店自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种种关于人、知识和组织的观念,左右了书店上下对自身的设计。笔者在材料上使用了战时生活书店的内部同人刊物——《店务通讯》(1938—1941)——来重构书店内部的环境,由此强调一种主动的制度性过渡。

   范雪,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研究员

一、抗战中书店面对的新局面

  

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发起的进攻,让这座城市突然陷入了动荡,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新的局势作出一些改变和选择:留在上海,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去?人员和资产怎么处理?1932年成立的生活书店就面对着这些问题。此时的生活书店是上海一家已有相当规模的书店,拥有创作、编译、印刷、出版、发行和独立经营的整套网络。除了上海,它还在南方的文化中心广州设有分店,在香港有很好的人际和经营网络。“八一三”后,生活书店像很多其他机构一样,准备撤离上海,试图将重心转移到第一个备选城市——武汉。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与出版的关系的讨论,围绕着“体制”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这主要有三类说法:“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从中共的角度看,1935年党确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党,并在国统区争取文化机构,出现了一批进步书店,这些进步书店,即指共产党“统战”下的非官办出版单位。“政治化”说法多见于对战时国统区左倾文化机构的讨论,用来解释为什么抗战期间全国文化会出现显著的倒向共产党的现象。[1]“一体化”关于文学生产和出版机制的讨论,主要指1949年后由国家力量推行的全国文学文化的单位化、制度化。[2]这虽然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抗战时段的问题,但却是我们了然于心的历史走向,因此也需要我们以这个历史方向为参照,解释“一体化”前史的隐约眉目。

但很快,南京的沦陷让书店意识到了武汉的危机[1]。这一次他们的视野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中心级的大城市,内地偏远省份的省会城市、较大的省级城市、地级市,都成为书店转移和扩张业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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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三种说法,我们能看到体制化问题的三个要素——政党、知识分子和机构(在本文中是书店)。“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对这三个要素各有侧重,但一个较为一致的特征是,都将“体制化”描述为政党逐渐渗入、掌握出版机构的过程。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政党、知识分子和书店三类要素的边界并不清晰,往往互生交错,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现场中厘清他们以怎样的逻辑交往。第二,我们需要在知识的版图里,考察政党如何获得知识圈的入场券,而不是随意地把长征后偏居西北的共产党处理为可以轻松进出其他领域的非历史的存在。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延安为什么以及如何进入全国知识市场?这首先关系着延安内部的知识生产格局,其次涉及延安与党外书店的关系。论文以新华书店和生活书店为中心展开论述,这两个书店分别是延安内外知识生产机构最重要的代表。论文第一、二节讨论延安的知识生产格局,第三节考察延安与生活书店的合作,第四节讨论生活书店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

图1:1938-41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分布图[2]

  

图1是1938-41年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的分布图。它有几个基本的特点:(一)书店开设分支店的主要方向是尚未受日军严重威胁的中南、华南、西南地区;(二)书店也谋求向西北省份发展;(三)以省会城市为主,但在大多数省份,书店都把经营扩展到了重要的中小城市。上图与我们已有的关于抗战期间政治文教中心转移的认识相当吻合,比如书店的四个印刷中心:重庆、桂林、上海和香港[3],都是全国文化资源汇集的中心。不过具体到书店的经营,却有一些有待落实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书店要扩展到这么多城市?钱从哪儿来?扩张如何实现?这三个问题其实不只关系到书店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帮助我们进入书店在战争中面对的真实局面,并让一些关键元素水落石出。

   新华书店与延安的出版发行

书店如此广泛地铺开分支店网络,原因有两个:一是保存和转移书店资产;二是严肃的事业感。在1938年1月到1939年战争明显地进入相持阶段之间,因为无法估计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推进速度,书店工作的一大重点,就是把现有规模快速分散到更多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以此来保存有生力量,降低风险。而事实上,生活书店在汉口、南昌、长沙、六安、广州、西安、桂林等地受到的战争威胁,确实都极大地刺激了书店开辟更多分支店,分散人力、物力资源[4]。另一个造成书店扩张的原因,是他们对文化之于抗战建国重大意义的事业感。生活书店上下都认同文化出版是全民抗战的一部分,书店担负着宣传、动员的重任。在经营中,总店和各分支店经常能感受到地方民众对战时读物的渴望,读者的反应激励了书店把经营网推广到更基层的地方。我们在后文会看到,保存资产和对文化出版的事业感这两点,在书店后来的发展中一直是重要的线索,也很深地嵌在书店的制度选择里。

  

书店大规模的扩张有两个令人困惑的地方:一是扩张怎么实现;二是钱从哪儿来。这两点不只是商业史的问题,而且与书店运作的某些主要因素有关。书店积累资金主要靠买卖。不过,这不是说生活书店卖书很容易,每个分支店都能赚大钱,通过1938至1941年上百份各店的销售总结来看,经营惨淡、资金受限的情况不少,但书店还是要走卖书这条路,想各种办法增加销量:下乡推广、进学校推广、争取出版的图书被教育部列为教科书或被地方政府认可为学校必用书、鼓励订金预售等。这种依靠买卖维持书店运作的方式,非常依赖各地店员的勤勉,他们不仅要努力搞好门市买卖,还要想方设法在地方上开源。除买卖外,书店还采用以下手段来加快资金积累与流转:全店发起节约运动、吸收职员的资金入股、适当减薪等[5]。比起卖书,这几项对店员的觉悟有更高的要求。总体而言,1938至1941年,生活书店面对着物价上涨、读者购买力下降、轰炸损失、运输困难等种种难题,仍有志于继续发展并能保持盈利。这一在战争环境下自力更生且颇为成功的局面,是我们后文讨论书店制度选择的重要语境,这一状况不仅确保了书店的独立性,也给予它非常鲜明的自尊、自强的心理特征。

  
建国后的新华书店是全国最重要的官方出版机构,由总店、总分店、分支店建立起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方的垂直出版发行系统,控制全国的出版物。[3]但是,49年后新华书店的规模、能力不只来自党办书店这一支传统。据相关研究,新华书店经过收编民营书店,学习、占有大型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经验、网络和结构,才得以形成建国后的格局。[4]可以说,从延安到全国,新华书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在建国后的“一体化”能力,并不能上推至延安时期。那么,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是怎样的?它说明了延安怎样的知识生产状况?

如果说书店的买卖经营体现了店员的重要性,那么它从战前上海、广州两家分店扩张到战争中拥有几十家分支店的“出版王国”,更是依赖“人”的因素。“八一三”后,生活书店就开始让各级职员带着机器、资金分散到内地,游击式地保存书店的有生力量。当时各地职员动态信息的材料记录了职员奔赴各地的情况,当中不乏艰难险困。到达各地方后,这些人要租房购货、开展生意、聘选和训练新的雇员,并完全负起书店盈利的责任。在许多地方,已建好的分支店迫于战争形势而转移,或因轰炸损毁要重开局面,也就是说,店员始终需要有应对乱局、保证书店业务持续推进的强大意志与能力[6]。可以说,从1937年底到1938年底,生活书店大部分分支店的建成是一个完全依靠人力的过程,各级店员是此过程能够推进的执行者,也是书店最关键的骨架。

  

因此,我们在《店务通讯》上看到大量训示店员的文章,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些文章要求店员们提高自我修养、有从事高尚事业的觉悟、有纪律和组织意识。训示店员的文章都刊登于《店务通讯》的显著位置,好似社论,且大多由书店高层撰写,其重要性一目了然。在这些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一个高频出现的词——干部。

  
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成立,它的成立是长征后的共产党完善苏区宣传体制的一个部分。在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中,共产党的机关报是《红色中华》,由“红中社”编辑。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开始改造和扩张党的新闻媒体,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改名为“新华社”和《新中华报》(1941年被《解放日报》取代),同时第二份官方刊物《解放》周刊创刊。为管理各类机关刊物,1937年初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出版发行科。“新华书店”一开始并非实体机构,而是出版发行科的一个名目。两年后,延安的出版规模有所扩大、重要性逐步升级,出版发行科遂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由组织副部长李富春兼任。[5]新华书店也于1939年9月在延安北门外建起了门市部,首次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这也是延安第一个可以展览、买卖的官方书店。[6]

二、一个新名词:干部

  

讨论抗战期间的生活书店,有两份基础性的材料:一是书店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全民抗战》,由书店的灵魂人物邹韬奋主编;二是前文提到的书店同人刊物《店务通讯》。在这两份材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干部”这个高频词汇,前者呈现了干部进入书店视野的社会氛围,后者则直接关系着“干部”一词携带的制度特征。

  
那么,放在延安整体的知识生产格局中,新华书店是什么位置呢?下面所列项目是延安有编写、出版、印刷或发行权力的主要机构: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生活书店读者群的构成。流亡青年和学生成为书店的主要读者,这与上海时期读者以城市中的职业青年为主大为不同[7]。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一方面有身处大时代的热烈澎湃的激情,要投身抗战建国,另一方面也渴望谋求人生出路。然而,教育部此时的方针不是鼓励学生参与抗战,而是要求学生“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8],力求维稳。据黄坚立的说法,国民党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借机扩张在学生中的影响力[9]。而延安的教育方针似乎更加贴合时势。中共提出搞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所谓战时教育,就是进行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短期集训,然后立刻把集训后的人员派向实际工作,这些人员就是干部。当然,国民政府也有若干培养抗战干部的教育政策,比如为解决流亡学生和离校准备参加抗战的学生的安置问题,政府开设了战时培训班,但从当时的一些材料看,国民政府没有有效解决流亡青年的安置问题,且很多培训班质量堪忧,流亡青年非常动荡[10]。延安的干部教育却非常成功,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当时延安两个典型的干部训练学校。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功利目的强且经济实用,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主,学制为两至三个月,培养党政、军事和民运干部。[11]

  

生活书店对青年教育的看法比较接近延安,与国民政府存在明显不同,这和他们的身份有关。此时的书店正积极介入城市抗日救亡的组织工作,作为舆论喉舌,他们认为报人在国难时期要“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时局瞬息万变之时更要迅速提供与抗战关系密切的消息和评论[12]。邹韬奋将自己的刊物称为“两只号角,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变得更加洪亮”,为“大时代”造势。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积极鼓励青年进入战时状态,投身抗战生活[13]。书店主办的《全民抗战》极力推崇延安的教育,鼓励青年人去延安上学[14]。邹韬奋也表达了对延安干部教育的欣赏: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适合战争;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工作,避免失业;学校录取学生不以文凭为准,认可同等学力,且年龄放宽,实是容纳了更多社会边缘人。邹韬奋称“这些特点显然都是他处不合理的教育所望尘莫及的”[15]。

  
撰写、编审:马列学院编译部(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党校第三部);新华社、解放社;《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文艺突击》、《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编辑社

那么,这些被邹韬奋和《全民抗战》所认可的、在延安接受战时教育的干部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可以先简略追溯一下“干部”一词的历史。“干部”借自日语,同盟会时期就已被使用,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干部”逐渐成为政治言论的核心词汇。不过,抗战前“干部”一词的使用主要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政党言论中,一般的报刊并不普遍使用这个概念。但在抗战时期,大众传媒已经在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个词了。这段语用变迁关系着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变化,即政党式组织方式的逐渐发达。王汎森关于青年和组织问题的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组织、纪律成为进步青年的理想寄托,这对人有着很强的集体化要求,个人只有在集团中才能实现新的社会理想和自我完善[16]。关于组织的这种看法在抗战中变得非常普遍。进步青年与党政训练机构挂钩,经过组织培训而产生的干部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单干的不是干部,干部在组织中才有意义。“干部”概念实际上是一套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观念与实践。

  

此时的生活书店弥漫着一种向往进步的情绪,比如邹韬奋认为“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他还表示开书店和五芳斋卖馄钝、冠生园卖糖果不同,书店有政治性,这要求它必须是进步的[17]。这些进步的要求并非笼统的标语口号,它直接要求每一位店员都是进步的人。这一时期,邹韬奋在《店务通讯》上系统论述干部理论,援引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表述,强调干部之于书店的关键性,书店的进步取决于每个干部的完善[18]。事实上,干部在抗战中已经成为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核心理念,而干部所代表的个人与集体的极强的关联性,提示了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另一个关键词——组织。

  
出版: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华社、解放社;各刊物编辑社

三、组织:苏联的样板

  

战争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各种年龄、职业、地区的个人卷入不同形式的团体之中,比如政党、军队、儿童团、文艺界劳军团体、民运团体等。组织的大量出现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也是生活书店面对的问题。抗战中,生活书店发展迅速,规模很大,邹韬奋实际上是把书店当作一个小国家来治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邹韬奋吸收苏共的资源,把“干部决定一切”、“民主集中制”等理论灌输到生活书店上下关于组织的观念与技术中。

   印刷:中央财经部印刷厂(原来专印苏票,后来印刷书籍)、八路军印刷厂

邹韬奋的干部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共党史》。1938年9月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苏联出版后,很快就有了苏联外文局主持的中文版、延安解放社版、吴清友翻译的上海启明社版、博古总校阅的中国出版社版等多个版本问世。博古校阅的这版由重庆生活书店代售,也是最早的一个版本,1939年2月问世,销行很好,3月即再版[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19]。邹韬奋看过《联共党史》,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甚至还读了《联共党史》的英文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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