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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佚简两通

蔡元培一生社交广泛,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蔡元培全集》总计收录蔡元培的书信多达1825封,高云叔、王世儒编的《蔡元培书信集》收录蔡元培的书信增至1872封。《蔡元培书信集》的编者在后记中说,“《蔡元培书信集》一书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但是蔡元培著作、书信等的搜集、整理,尚未完全结束,必定还有相当的数量散存于个人或机构之中,今后仍然希望海内外热心之士留意搜集、抄赠或将信息函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以便继续进行搜集与补充的工作”1。柳和城、钱斌、江小蕙、周雷鸣、陈伟欢等研究者在《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书信集》的基础上,又找到了蔡元培给个人(吴稚晖、王佐、陆费逵、舒新城、蒋梦麟、江绍原、徐宽甫、傅斯年、朱宇宙)和机构(教育部、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的信若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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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旧期刊,在1931年的《山东教育行政周报》第161期上找到《蔡元培函谢赠国文教学概况》,实为蔡元培的一封佚信,照录日下:

梁漱溟

仙槎吾兄厅长大鉴:

梁漱溟致蔡元培(一九一六年)

惠书并《国文教学概况》一册,敬悉。国文教学,在今日诚为问题最多困难最著之科目,范围既广,选择教材甚不易易。欲求美善之标准,自不能不先有周密之调查与批评。贵厅先其所急,条举许多问题,分发各校,征求其教学实况,以作改进之计,规划宏远,搜罗美备,蔚为巨帙,洵足应教师之急需。批读之余,曷胜欣喜。专此鸣谢,顺颂

景嘉致梁漱溟(一九八一年)

政祺

“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梁漱溟先生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信中如此写道。这些话所描述的无疑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在人心日渐浮躁的今天,重温这番话,可以体会梁老先生以“一己清朗刚健力,涤世间纷纭万端事”的苦心。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三日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时时与众多学者、师长、友人通过信件进行交往。2017年底,世纪文景公司出版了由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注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该书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来的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结集。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些信件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何思源,山东省菏泽市人,著名教育家,字仙槎,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1937年间,时任山东教育厅长。蔡元培信中提到的《国文教学概况》全名是《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1931年10月由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印,何思源为该书作了序,讲述了这本书的编写缘起及其意义,他说“吾国今日之国文教学,必感受困难与分歧,如根于定义之转变,则旧文学应如何选取成问题;为求新旧文学之联合,则新旧文学之分量的分配成问题;为求中外文学之沟通,则选取外国文学亦成问题,且因教材不同,而教学方法亦须讲求其适合实际情形,学生为益最多者。窃有鉴乎此,故条列问题,发送各校,征求各校国文教学之实况以供研讨,今各校所条答者汇刊于此。其中可参考之材料既多,而于教学法之讨论,尤为详切。且各校条答,每多独到之语,足以互相参证。教国文者,若能逐条研究,取长补短,则为益必多,兹足贵也”,“国文之在今日,既当新旧之交替,复值中外之折冲,应有以环接古今,先培其根本:交换中外复繁其荣华,宗旨既定,方法斯立。然后于中小学培养其风气,师范中端正其师表。国文之前途,庶有望乎。此刊之行,原乎斯旨,本广益于众思,庶集腋以成裘。”2从蔡元培给何思源的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对国文教学问题是很关注的,对《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的出版也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此外,《蔡元培书信集》中还收有蔡元培1936年10月30日给何思源的信。

此次书信集的出版,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那些首度公开的珍贵信件,
与蔡元培、吴承仕、陈嘉异、赵朴初……一段段蒙尘的往事缓缓揭开了面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笔者在1933年7月8日出版的《华年》周刊第2卷第27期读者来信栏又找到蔡元培致《华年》记者的一封佚信,照录如下:

与蔡元培

华年记者先生大鉴:

梁漱溟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京大学执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独开一代风气者,蔡元培先生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有如此评价:“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迳启者,贵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一篇,对于六月十六日《时事新报》所记鄙人谈话,纠正六点,鄙人完全赞同。先生疑《时事新报》所载谈话,非鄙人意见,深佩先生之明察。该报所载,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见,而适为相反。此次协会,凡对于我国学者征集论文筹垫旅费等事均由中央研究院办理,鄙人在研究院的立场,而发表谈话,乃如《时事新报》所载者,岂非言行不相符?犹忆十五日有两位通信社记者来访,谈及太平洋国际协会事,某记者陈述其意见,注重于帝国主义御用团体及东三省问题等,意颇不平;然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最后征询鄙人意见,鄙人告以此等团体,吾人固不能有何等奢望;然我国学者与邻国学者有交还智识之机会,终是美事。且我国学者乘此机会,表示我等工作之成绩,亦足以渐移世界学者轻视之旧习,而不至时作越俎代庖之野心。又藉此联络感情于国交上亦未尝无间接之益云:鄙人尔日谈话,所能忆及者不过如此。不意第二日见《时事新报》所载,于鄙人前日所说者,并未照录;而别有一番议论,全为鄙人所未想到者;不知是某记者个人之意见,抑或闻诸他人,而误以为鄙人之谈话耶?是日林语堂先生即与鄙人谈及此事,鄙人告以全非真相。本拟驰函更正,而为他事所擎,未暇著笔,及十八日而杨杏佛先生之变作,遂无暇想及此事矣。

这段佳话究竟缘起何时呢?我们试从梁漱溟先生的往来书信中按图索骥,来还原其中的细枝末节。

承先生提醒,谨以真相奉告,如蒙采如下期贵刊中,不胜感荷。专此

1916
年,蔡元培先生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的时局之下,应时任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先生之请,由欧洲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本是蔡先生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自然相得无间。梁漱溟先是致信范源廉,请范先生为自己作一介绍,并求问蔡先生寓址:

并祝著绥。

漱溟拜静生总长阁下:迩闻蔡鹤倾先生莅京,未审寓居何所。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恐不省忆矣。兹思诣谈,敬丐公一缄作介,并希示知寓址,为感。小事干冒,悚愧无量。伏问政祺。梁漱溟再拜

蔡元培启 七月一日

而后又致信蔡先生,以旧作《究元决疑论》求教于蔡先生:

据《蔡元培年谱长编》1933年6月16日记载,“据上海《时事新报》本日载称: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年会将于本年8月在加拿大举行。蔡元培先生不赞成我国派遣代表参加。指出:该会第三届年会在日本京都开会时,‘日人公然宣称日本之于满洲,犹英国之于印度,此等论调,置我国于何地!’又如第四届年会时,‘我国代表有涉及东北……战争者,日本代表即以退席为要挟’。‘故此种团体,于我国最少毫无意义。’”3为此,身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的潘光旦在1933年6月24日出版的《华年》第2卷第25期发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他在这篇评论的开篇写到,“这一篇谈话究属能不能代表蔡氏的真意见,我们很可以怀疑。这期间有两层理由。一则因为所叙的种种和事实颇有出入,而蔡氏是一向极能够尊重事实的一位学者。再则蔡氏自己是该学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会长,要是会务不孚众望,他可以设法来把它改正,决不至于先向社会揭穿。但无论是不是蔡氏的真意见,社会上既有这种错误的意见在那里流行,我们稍知该学会的内容的,自不能不为之补正。”4蔡元培在《华年》上读到潘光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后,于是给《华年》周刊的编辑写了这封信。最终,胡适、张彭春、陈岱孙、陈衡哲、刘湛恩、何永佶、梁士纯、吴贻芳等十五人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1933年8月14日至26日在加拿大的班夫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会前,“中国分会照例需要四处筹措代表的旅费,此次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中国代表垫付了旅费;金城银行赞助了中国分会支付给总会的会费美金1500元”5。

漱溟再拜鹤倾先生左右:闻公莅京,欢忭无量。敬丐静生先生介绍,并奉旧作《究元决疑论》呈览,拟四日诣谒。先布,谨叩道安。梁漱溟再拜

无论是潘光旦、林语堂还是蔡元培,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会员,他们之所以对《时事新报》刊载的虚假的蔡元培谈话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舆论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存有质疑和责难的声音,最大的原因似乎是在它不能产生什么具体的对于中国有利的结果,但正如陈衡哲和潘光旦所言,“这个学会的性质不过是限于交换意见,而意见的交换又是一件微妙的事体,谁都是不容易断定它的失败或成功的”6,“如果我们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利,我们相信此种讨论、交谊、与研究的功夫是不落虚空的,因为它们可以增加民族间的同情,可以促进问题上的了解,而同情与了解便是解决一切纠纷的先决条件。”7

随后梁漱溟携范先生的介绍信造谒蔡先生寓所。其后便是广为人知的那一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谈话:一见面,蔡先生说,早就在《东方杂志》上读过了《究元决疑论》;随即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

笔者也期待更多的有心人能将散落在民国旧报刊上的蔡元培书信搜集与钩沉出来,因为对任何一个现代作家、学者的研究,如陈子善所言,都必须建立一个文献保障体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不断发掘、整理的基础上,编撰一部更为完备的《蔡元培书信集》,这是蔡元培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鹤卿先生赐鉴:顷闻大学图书管理徐君已经辞职,公如不弃谫拙,以此见委,冥当立辞部职,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细事屡干,不任悚息。伏候赐复,并叩道安

(注释请参考《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但蔡先生说:“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这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他认为,去北大,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是再好不过的了。正如他曾说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生,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而自己,则是因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

另有一处细节,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这七年间与蔡先生书信往来,蔡先生总称他“漱溟先生”,他未曾推辞,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称晚生后学——只因在校内,两人是校长教员的关系,他不敢不自尊。但离校后,他每次写信,就总自称晚学了。梁漱溟为人之认真,可见一斑。

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有两封是为他人而写,从中可以见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提携后学的:

兹有小事干请。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学之告白,颇思与试,以资深造,唯其原限资格,必大学或专门毕业者,乃许与试。张在大学,距毕业期只三月,似不相远,特属冥言于先生,为之备文送考,俾得与试。张君资质特优,倘更游学,必有远到。如无窒碍难行之处,可否特赐允许。以先生掖进后学之心,或乐与玉成欤。

张崧年即张申府,与梁漱溟是顺天中学堂的同学,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于“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此信写于1917年,距张申府毕业之期尚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参加天津公署的留学考试;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请求为其赴考行以方便。此事后来如何,究竟蔡先生是否“为之备文送考”,张申府又是否赴考,已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张申府毕业后留校做了预科助教,可见留学一事是未曾成行了。而后张申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则是后话了。

终其一生,不管际遇如何,梁漱溟与张申府两人都保持着淡如水般的友谊。书信集中也收录了一封张申府1959年的来信,笑称“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觉与兄绝似”。还赋诗一首,诗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认真郑重世无两,偶然莞尔如春风。”也可作一有趣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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