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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交往历史上的汉文学渊源

历史上的中日友好主要是以双方学者交往和学问交流的方式发展的。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以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等的来中国学习生活,与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来说明“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今人承传发扬这个文化传统,中日双方学者理应有所担当并有所作为。对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重视并加强中日大学汉文学研究交流机制的建设,以使两国人文交流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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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汉文学,是指用汉字书写的诗文和典籍,包括历史上在日本翻刻出版、数量浩瀚的“和刻本”。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主要是以汉文学的传播为方式和途径,汉文学是中日历史文化关系的主要中介。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200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誉满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王元化先生亲笔作序。在序言中,王元化先生这样写道:“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珍视。”王元化先生笔下这位足以尊享中国学术界珍视的作者就是日本汉学大家冈村繁先生。

日本文字的产生就是基于汉文学传入日本以后产生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现代日语的平假名与片假名,既蕴含着日本文化人的独特创造力,也烙有汉字文化的深刻印记。世界上首部双语诗歌集产生于11世纪初的日本,即《和汉朗咏集》。该书首次将中国汉诗与日本和歌对应编列,作为早期文学经典和文化启蒙读物,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古籍都是用汉字书写。例如最初的《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以及最早的诗歌文学《万叶集》等。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学问家多以《论语》《白居易诗文集》等为基本文献,日本平民教育的启蒙读物也是基于汉代传入日本的《千字文》等。
日本是世界上吸纳、保存和使用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仅《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述及的“唐物”,就有舞蹈、音乐、书法、绘画、围棋等,其中乐器类有七弦琴、琵琶、笛、筝、笙等,生活日用品有唐衣、唐纸、唐屏风、唐锦、唐笠等。(参见石田穰二、清水好子校注《源氏物语(八册)》,新潮社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所藏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赠书)

对冈村先生的采访是从悬挂在茶室一隅的“汉学泰斗”卷轴谈起的。

汉文学也是现代中日民间交流共同的软实力。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主要途径之一是以日本为中介。中国文化人早期留学日本的人数远超留学欧美者。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皆有留日或赴日学习的经历。缘此之故,现代汉语外来词大部分是来自日本学者对英语的翻译。(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记者:作为当今日本汉学届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您是如何与汉学结缘的呢?

日本汉文学研究在明治维新后依然堪称中国之外的世界之最。1897年问世的《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著)被推重为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先驱。1906年后持续40年的著名“京都学派”,其汉学研究在当时“脱亚入欧”背景下主张亲和认知中国,其研究方法是推重清朝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其创始人狩野直喜及内藤湖南等与王国维、沈曾植等中国学者交往密切。稍后的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仓石武四郎等都选择来中国留学,这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背景下,不仅是日本其他学术专业所无,也是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鲜有。(参考吉川幸次郎著、拙译《唯一的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0辑,2010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68年)

冈村繁:哪里,哪里。实在是愧不敢当。这幅卷轴是北京大学的陈曦钟教授手书赠送给我的。出于对老朋友的尊重,我把它挂在这里,权当作是对自己的鼓励。你们这些客人看到,该笑话我这老头儿妄自尊大了。

古代亚洲的汉字文化圈也包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但是唯有日语文字始终没有废弃汉字,迄今依然使用“和汉混合体”。笔者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讲学期间还注意到,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每周末都有面向广大市民的“汉诗纪行”之类常规节目(主讲人石川忠久教授也是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全日本汉诗连盟会长、汉字文化振兴会会长)。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的导师,原九州大学文学部部长冈村繁教授,也经常在日本九州地区市民文化中心做汉文学专题的讲座。(参见《中国文学论集第44号·冈村繁先生追悼号》第43页,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2015年)当今日本大学普遍开设中国语作为教养课程,该课程的普遍性及选修人数之多,是欧美大学、亚洲及其他地区国家等罕见的。仅就中国语教学所需专业资格教师而言,日本大学的汉文学研究者队伍就堪称系统庞大,人数众多。

所谓的“汉学泰斗”,只不过是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多过日本书。十二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十三岁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二三岁起开始学习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地传入日本。

汉文学还是蕴藉持久的中日友好正能量。日本现代文学第一人夏目漱石的作品集中录有汉诗专集,他提出的“则天去私”思想烙有鲜明的汉文学印记。夏目漱石的弟子芥川龙之介也有自觉追求的汉文学素养,这种素养与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密切相关。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李大钊的老师)是《资本论》最初的日译者,他在日本侵华期间以中国抗金诗人陆游为榜样撰写《放翁鉴赏》,该书手稿战后得以出版。战后日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多有鲁迅作品《故乡》《藤野先生》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自述早年受到鲁迅文学的深刻影响。日本文艺家协会前理事长井上靖一生曾27次访问中国,其大部分作品是以古代中国为题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孔子》(1989年)。井上靖生前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常任顾问。

记者: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汉学生涯中,您对汉学研究最深的感悟和体会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初与日本学术交流是从汉文学的《文心雕龙》研究开始。王元化先生在其1981年撰写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中写到:“几位日本学者曾将他们所撰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寄给我,使我产生了编选一部集子的想法。”“九州大学教授冈村繁来信以其论文见示,使我知道了日本自战后以来,有关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龙》。”(王元化编选,彭恩华译《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

冈村繁:我的汉学生涯跨越了战前、战争年代和战后这三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即使是在不幸的战争年代,日本的大学所开设的中国文学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之一。在我记忆中,当时来自中国的老师对于日本的学生们要求十分严格,教训起来一点都不客气,但学生们对于中国老师则是毕恭毕敬,师生之间恪循礼仪,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重视发挥汉文学对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正能量,这是我们接续两国友好传统的题中之意。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大学之间足以发挥此一正能量的交流机制尚未建设形成。在此也略提一些看法。

1945年,日本战败。在美国占领下,日本的汉学研究跌至谷底。尽管在两三年后,相关的研究工作就逐步得以恢复,日本的汉学研究也开始重走上坡路,但是坦率地讲,战后出生的人们对汉文的学习和理解已经很难再达到战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某些所谓的政治家连基本汉字的日语读音都说错,写出来的汉字比小学生还不如。战后一代的汉文基本功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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