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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出版家丁景唐:为中国新文学存迹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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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近照丁景唐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巴金作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辑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

1988年10月21日丁景唐父女在上海辞书出版社门前留影

中国新文学;丁景唐;鲁迅;左联;出版;刊物;研究;杂文;影印;先生

大厅里响起《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声,我们和亲朋好友一起送别我亲爱的父亲丁景唐。他1920年出生,于2017年12月11日逝世,到天堂和母亲王汉玉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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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作为出版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策划影印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代的文艺刊物共四五十种;新时期以来,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由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接着,担任其第三辑、第四辑的顾问,并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正是由于他的接棒,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又编撰出版了第五辑,至此,这套史诗般巨著共100卷,以文学长廊形式,全面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的一项出版工程全面完成。

一对夫妇从浙江镇海乡下,跟着亲戚踏上火车,闯关东去了,他们一个是裁缝,一个是农家女。1920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初七,在吉林出生了一个男婴,那就是我的父亲丁景唐。他常常对朋友说,我是吉林人,与那儿来的朋友问长问短,想念那里滔滔的松花江……

丁景唐已离休多年。两年前,因年事过高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日前,笔者在他95寿辰之际,专程来到医院,访问这位学者、出版家。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犹恋风流纸墨香”,谈起走过的历程,十分留恋,回味无穷。

父亲6岁失父,11岁时,乡下发大水,被送到上海,交给姑姑,第二年母亲不幸去世,从此,父亲定居上海,随姑姑生活,受到她开明的熏陶与母性的爱,以及良好的现代教育,开始了新生活。

“文章烟海待研证”

父亲是在时代的大浪潮中投身革命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在高中求学的父亲就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的活动。1938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在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方面,你是公认的专家。你还被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左联会址纪念馆聘为顾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研究的?

1938年父亲入党后担任上海青年会中学的支部书记。1939年秋,他按照党的指示,考入东吴大学,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后又转学沪江大学和光华大学,在这三所大学里,读过中文系、社会系和经济系,最后于1944年春在光华大学毕业。

丁景唐: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敬鲁迅先生,爱读他的作品,从他的著作中认识社会,汲取前进的力量。1930年代,我进入中学读书。家里的几册《语丝》《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已不能满足我对新文学的渴望。因我从小失去父母,依靠姑母、叔父生活,根本买不起书,于是就到图书馆借书看,后又到四马路、四川路等上海滩旧书店淘旧书,我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绝少。今天回想起来,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与当年跑图书馆和旧书摊的经历有关。

1946年父亲从学委转到文委系统,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团结一批文艺界人士和进步青年。1947年4月,由于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组织上通知他迅速撤离上海。1948年夏,父亲从港穗回沪,在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又调往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和福利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抗战开始,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洪流,并参加了共产党。创办《蜜蜂》刊物后又负责编辑《联声》刊物,我写诗、散文,写得最多的是短评和杂文一类,于是对鲁迅的杂文更感亲切。抗战胜利后,我一方面编辑《文坛月报》,一方面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我曾在《前进妇女》上发表阅读鲁迅《祝福》的读后感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当时雪声剧团的编剧南微看到,于是找来鲁迅原著,念给剧团主持人袁雪芬听,袁雪芬很快被吸引住了。不久他们将《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搬上舞台。雪声剧团纪念刊上摘引了我的文章的有关论析。《祥林嫂》后成为新越剧的经典,我由此感到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市委宣传部、出版局、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处担任领导工作,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1958-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影印了三十多种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文学期刊,诸如左联的《前哨·文学导报》《萌芽月刊》《拓荒者》,太阳社的《太阳月刊》,创造社的《文化批评》等。这些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出版,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郭沫若曾以中日友协的名义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这些刊物,作为礼品送给日本朋友。

解放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又进入出版部门,应该说研究对象的资料来源较以前多了。不过担任领导,白天就没时间,但我钟情于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当然用上了晚上,更用上了节假日。就这样,几十年来我为我的研究辛勤地耕耘着。

改革开放后,父亲已年近花甲,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为了追回失去的光阴,父亲带领大家共同努力,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影印《鲁迅杂感选集》、鲁迅主编的《语丝》全套、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十卷本。

作者:对于你在研究左翼文化史的努力和贡献,茅盾先生在1980年11月曾赠诗于你,诗曰:“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1983年,父亲开始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这一重大出版工程。他觉得,现在已有不少文坛前辈谢世,大量资料毁坏散失,如果再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而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进展也将因资料的缺乏,失去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编辑,他不能为自己的失职而愧对前人和后辈。他说:“当我看到不少作者为寻觅这些资料而东奔西走,最后失望而归的情景时,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因此我决心一定尽力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为开创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丁景唐:这是茅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用今天的话说,有了正能量。“左联”的成立是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到统一,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的“左联”旗帜下,它虽只有6年,却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为了编好这部《大系》,父亲会同三位副总编,组织有关的编辑力量。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孟涛曾经参加这项工作,他说:“你父亲要求很严格,一定要找初版本,以显示《大系》的历史文献性质的特色。”

茅盾先生曾说:“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用他们沉绵的小说,或是用他们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父亲还带着宫玺、郝铭鉴、孟涛等编辑几次上北京,拜访周扬、夏衍、艾青、吴祖缃、叶圣陶、聂绀弩等老前辈。在沪,他们拜访了巴金、于伶等,这些前辈都热情地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各卷撰写序文。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接棒《中国新文学大系》

这套20卷本皇皇巨著一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学者们高度评价了《大系》的编纂工作,认为《大系》“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历程和概貌,既便于国内读者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又便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作者: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辛酸的年月,1979年,你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上岗,就为中国新文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恢复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出版四十余种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等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文学期刊;二就是开始影印汇集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精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第一个十年的10卷本。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

父亲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曾经编辑《蜜蜂》《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等。他从1940年4月16日发表在《联声》上的第一篇文章《春天的忧郁》起,到2017年1月17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富有生命力的一本新书》,几十年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无数篇文章。父亲于1945年4月出版第一本书《星底梦》,接着出版了《妇女与文学》《怎样收集民歌》《南北方民谣选》。1949年10月后,他主要研究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左翼文化运动史,并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书,有《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与人合作的有《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等。有的书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有的被中国香港和日本翻印过好几版。

丁景唐:出版家赵家璧是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的人,上世纪30年代,
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为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按照茅盾当年的说法,它是《大系》的第一辑,展示着我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辉煌实绩。

1980年11月,文学前辈茅盾写诗赠送父亲:“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这首诗是对父亲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极大支持和鼓励。

当时的幕后策划是创造社老将郑伯奇,通过他又联络了鲁迅、茅盾、阿英、郑振铎等名作家,最后连在北京的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被调动起来,又邀约到蔡元培先生作总序。这是明星荟萃,巨人携手的一个文化工程。这十一员元老级人物里,有左翼与右翼之分,也有宗派对立,兄弟阋墙,却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个文学青年麾下编辑同一部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观。

父亲在编辑出版事业上有如此杰出的成就,在日常生活中,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父亲有一间多功能房间:卧室、餐室、读书室、工作室、会客室兼儿童游乐室。父母结婚后,就搬进这所古老的石库门房子,度过青年、中年、壮年,进入老年。这多功能房间里,也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嬉耍游乐的欢声、朗朗的读书声。

现在推想起来,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对于“新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复古的,读经的,尊孔的,甚嚣尘上,五四精神受到了挑战。这些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才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编撰,是赵家璧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这太重要了。就此,我有了开始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10卷本的想法。

客人上楼梯,可得注意别损坏两旁的书,进了父亲20平方米房间,东、西、北靠墙放着高高低低的书橱,挤不进的书,除了疏散到楼梯和晒台上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就让它们蹲在地板角落里。占据房间中心的是只大木桌,父亲吃饭、饮茶、读书、写字、作文、接待客人,母亲做活,我们做功课、绘画、手工制作……都离不开它。父亲就在这杂乱无章的环境中,自得其乐地伏案工作,大有不管冬夏与春秋,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气概。

作者:据说,上世纪40年代初,赵家璧先生在重庆曾想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选收“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无奈日寇入侵,战火频繁,限于客观历史条件,未能如愿。

父亲外出开会,常会碰到一些意外的事。有一次,他以顾问的身份到苏州西山参加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理事会,说好第二天坐船过江到苏州,再坐车回沪。那天,父亲打点好书包后,肚子有点不舒服,就去上厕所。等他下得楼来,跑到岸边一看,哪来的船影?大伙早已上船走了。

丁景唐: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本可着手这一工作,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和作品都难于作出正确的评判与评价,因此想编第二辑只能是空想。

父亲一点儿也不慌张,反而沿着河堤悠闲散步,欣赏美景,见到一位看湖的老人,就与他聊起天来。当老人得知他没赶上船,立即热情地告诉他一个信息:有几位台湾同胞租了一艘快艇,马上要开了,何不去搭乘呢?父亲一听连连称好。老人带着他,一路小跑而去,与快艇老板打过招呼,父亲就顺当地上了船,坐在老板边上,好不潇洒。快艇飞驶在太湖上,船后溅起一朵朵浪花,一眨眼就到了对岸。

所以,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同样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个时机才到来。于是,我有了更大胆的计划,决定接过当年良友的旗帜,着手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即第二个十年(1927年—1937年)的20卷本。当我向出版社同仁谈了这个设想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提出,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大系》撰写序言。

父亲在码头上笑嘻嘻地迎接缓缓开来的渡船。当大伙儿见到父亲,个个都惊呆了:第一,他们不知道有人漏乘;第二,这老丁怎么会比他们先到?等他们弄清怎么一回事后,都笑得前俯后仰。

1982年,我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最先访问的是夏衍先生。夏衍在电影、戏剧和报告文学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谦虚地只承允为电影集撰序,并推荐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接着我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前辈,叶老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以后,又专访了周扬等前辈作家。

回家后,父亲得意地对我们说:“我有几十年的地下斗争经验,只要依靠群众,什么难事都能解决。”

不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获得了批准,我们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

父亲的衣着打扮非常有特色,你瞧他,平时在家里,头发不梳理,顺其自然,胡子像杂草丛生。他穿的衣服有长短,裤管有高低,光着脚丫脖子走来走去,还美其名曰:按摩脚底的穴位。

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

当然,父亲也有衣冠楚楚的时候,那往往是外事任务,或是参加重大的社会活动,要不就是出访。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拿了把梳子,正就着自来水对着镜子梳“清水奶油包头”,这时,外面汽车喇叭直响,秘书进来催了几次,父亲却还在找皮鞋带子,最后,还是母亲从另一双鞋上取下来给他系上。凭良心说,父亲穿上西装、皮鞋,头发梳理好,还是相当英俊、潇洒的。

作者:据说,你在《大系》的编选作品工作中定下一条重要原则:“为保持作品的原始面目,坚持从最初的版本和报刊上发表的原作中选择作品。除明显的错字外,不做任何改动。”这出于何种考虑?

父亲自己不修边幅,你知道他最喜欢打扮谁?对了,是书。他总用最好的牛皮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问他哪里学的这一技之长?回说是跟鲁迅学的!

丁景唐:其实这一编选原则最早是鲁迅先生在编《大系》第一辑的《小说二集》时采用的。50年后,我重提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家对自己的旧作常有修改增删,有的甚至因一时政治之需而不顾艺术规律,造成许多作品实已面目全非;文学研究者也大多备尝资料散佚、版本混乱之苦。而《大系》第二辑却能坚持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的编选原则,提供可靠的作品初版,并标明出版年月,这对于作品与作家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我的导师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分别由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艾青、于伶、夏衍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诸集撰写序文。其中,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诸集为第一个十年的《大系》所未曾独立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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