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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研讨纪念章培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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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副校长林尚立出席会议,并为《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以及章先生的另一本新著《不京不海集》揭幕。

章培恒先生给独立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陈建华授课

章培恒,1934年生,2011年6月7日因病逝世。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

章培恒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章培恒先生与骆玉明教授共同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于1996年出版,书中提出“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此后,章先生与同事历时11年完成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今年5月,《中国文学史新著》日文版陆续在日本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型中国文学史著作首次被译介到国外。章培恒先生在病榻上不断思考修订,于2011年春天汇总成为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

澳门新葡亰登录,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打通古今的论述,见诸《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下称《宏观与微观》)与《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下称《鸿沟》)这两篇文章,1999年初先后在《复旦学报》和《文汇报·文艺百家》上发表。同类文章可能还有,而两文收入先生自定的《不京不海集》中,应当是他最为重视的。他在《鸿沟》中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除了必须重视文学观念以外,把中国所谓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似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宏观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宏观研究”(《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574)。这对当时学界具振聋发聩之效,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体会到某种紧迫性,今天略可告慰先生的是,打通古今或古今演变几乎已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常识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不幸章先生患上了癌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先生面临一种学术与生命的紧迫性。的确,长期在古典文学领域里耕耘,一旦提出打通古今必然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压力,如收入《不京不海集》中的几篇文章《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重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下称《开端》)都与现代文学有关,虽然为数不多,却涉及现代文学与古今演变的方向性问题,十分宝贵。从时间上看,这三篇文章写于2001年,都是在患病之后所完成的,由此也可看到某种紧迫性。

据悉,除了以学术研讨的方式纪念章先生,复旦大学还将筹办章培恒学术基金、出版《章培恒文集》等系列学术纪念活动。

与“古今演变”的宏观研究一起,章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就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我认为宏观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目前非大力推进不可”(《不京不海集》,页569)。事实上提出古今演变是以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为基础的。从学术谱系来看,众所周知章先生最初师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又师从蒋天枢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因此他本来就通古今。虽然自1980年代起所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有深厚的学养。这里举一个我个人接触的例子。2007年我完成《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开展》一书,请章先生赐序。出版社催得紧,他很快就写了。这并非一般推奖学生之作,文中言简意赅地论及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接受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纠葛,还引用了未为学者注意的1936年鲁迅给胡风的一封信,关于茅盾创作提出了包括风格及其与其他作家区别在内的三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章先生在序文里说,事实上不仅对茅盾的小说,这篇2500字的短文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宏观观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篇序文是章先生在华山医院病床上写的,至今难忘我在他病床之前作不情之请的情景。现在这本《革命与形式》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章先生曾打算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惜没能如愿。他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有所好转就全力投入与骆玉明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修订工作,该书在2007年出版,即《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其后又有所修订,201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二版。此书凸显了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观念,如书前《增订本序》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时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同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页1)可见在原先架构的基础上体现古今演变成为“新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学习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思想,除了有关的理论性阐述,这部《新著》也是一座充满具体例证与实验精神的丰富矿藏。

下面就《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称《新著》)与“古今演变”宏观研究的关系及其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方面谈点粗浅的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教。

读者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就多数人来说,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寻求愉悦”(《新著》,页1)。从这一问题出发,《新著》“基本着眼于在人性的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美感及其发展”。其所依据的“人性”的理论,我们知道,根植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论述,也受到贾植芳先生的引导和启发,这些我在《不京不海集》的读后感中已作过一些阐述。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新著》与“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有何内在联系,并含有什么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章先生在《增订本序》中指出:“这部增订本对于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尽管对于探讨中国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来说,这仍是初步的工作,而且可能含有严重的讹误,但至少已经勾勒出了我们所认为的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首先这里的“现代文学”是先生在《开端》一文中所概括的:

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不但对作为工具的语言进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继承本民族白话文学传统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辉煌的成绩,而且将包括描写的技巧、深度、结构、叙述方式等在内的文学的形式改革得在总体上现代化了,使文学的表现能力也达到了足以进入世界现代文学之林的程度。(《不京不海集》,页590)

那么《新著》怎样体现“从整个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呢?我想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历史“分期”上不再如一般文学史根据秦汉唐宋等朝代来划分,而采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分期,这样的思路在《宏观与微观》一文中已见端倪。其次清晰勾画了各个分期的文学进展线路,如《导论》最后概括的:“在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上古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自发时期;中世文学的发轫期是文学的自发向自觉转化的时期,它的拓展期和分化期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是文学的自觉时期;近世文学则是文学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其突出标志是虚构文学的重要性和地位的飙升,在某些时段甚至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页20)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即描述了文学中人性的美感表现及其艺术形式的历史进程。

这么概括有简略之嫌,如《新著》中把“近世文学”的展开分为“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和“嬗变期”来描述,似比原先的思路更为复杂。的确“在近世文学的戏曲与通俗小说中经过虚构而出现的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却更为广阔、集中与尖锐,因而感情更为具体、激烈,更能突入读者的内心而引起深刻的共鸣;……而那些企图把文学从自觉方向拉回来的力量,除了从外部加以禁毁外,在文学内部的抗衡作用已日益衰落。所以,近世文学乃是我国文学在总体上进一步迈上自觉道路,并在美的追求上取得了新的、重大发展的时期”(页19)。对近世文学发展作如此浓描细写是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对于章先生来说,与凸显人性同样重要的是书写过程及其演绎方法,像这样的实证研究不仅是信史建构的必要前提,也旨在呈现人性与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运动状态。

“近世文学”也是与现代文学的接榫之处,《新著》对于前后延续嬗变之迹一一交代,比照上引现代文学诸特征,不消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示了白话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在龚自珍那里可发现与鲁迅的“人性的解放”相通的表述,或如《海上花列传》从“全知视角”到“限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转换,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在未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也会在艺术形式上发生突破。这些例

子都说明中国前现代文学中已滋长着某些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已具备朝现代转化的内在机能,而现代文学也并非横空出世,跟自身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这也说明,只有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方能把握其中古今演变的轨迹。

除了对文学中“人性”发展的内容的探讨,《新著》也表明:“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突破。”(页2)所谓“形式”并非一般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戏曲小说,这些都属于“体裁”,因此跟我们惯常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不同。《新著》说:“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语言所构成的体系。而作品的内容(包括感情)则不但是由形式所体现,而且形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内容本身。”(页11)比方说李商隐《锦瑟》一诗从“锦瑟”至“怅然”这56字即为“形式”,其艺术特点存在于这一首诗的语言结构之中。这一以语言与结构为基础的“形式”观与当下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其实也是章先生自身的理论传承与学术训练的结果,在理论方面博采众长,从马克思、鲁迅到胡风都可看到影响的印痕,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从陈寅恪先生到蒋天枢先生以及他们所传承的乾嘉学派诠释谱系,给章先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还有待探讨。这里可举1992年发表的《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一文为例(《不京不海集》,页25—31)。从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出发讨论李白的两次入京、三次婚姻,并涉及与子女在内的感情生活,不仅对于这首诗以及相关的其他诗作都须作结构性细读,也必须把李白全部作品作为整体来考察,整篇文章体现了语言与结构的意识与分析技艺,在乾嘉学派的基础上显示出近代科学的方法。并非偶然,在解释李白的婚姻与社会地位和氏族的关系时,章先生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虽然这篇文章并非分析诗的艺术特征,但语言与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美学范畴的分析。

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并互为影响,《新著》通过大量分析实例阐述了文学形式包括各种体裁的演进,指出“艺术形式的逐步丰富与完善,其最根本的推动力,乃是人性的不断发展。由此所导致的感情的不断丰富、细致、强烈及其相互冲突的更为尖锐、急剧,也就要求并推动其表现形式做出相应的调整”(页15)。对形式的强调更看重人性的历史开展过程中对人性自身的深刻认识,从而要求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尤富启迪。如美国“新批评”派对作品的形式分析趋于极端,甚至排除作者生平信息或社会脉络,俄国形式主义也出现过类似倾向,以致后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等人起而纠偏而强调美学的社会功能。章先生的关于人性激烈冲突与尖锐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阐述多半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主张有关,当然这样的人性必定与社会条件丝丝相扣,因此相较新批评与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纯形式倾向是高出一筹的。

贯穿着“古今演变”的问题意识,《新著》含有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视野,其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书写法对于一部现代文学史也有示范垂则的作用,当然现代文学的发展样态应当是更为复杂多样、更为波澜壮阔,且必定带有自身的特性。

自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研究以来10多年过去了,他离开我们也5年有余。先生在生前设立了古今演变的专业学科,与谈蓓芳教授合带研究生,到现在这个学科包括毕业和在学的已经有十六七位硕士和博士。另外章先生与陈思和教授在《复旦学报》上开设专栏和召开国际叙述研讨会等形式,使得古今演变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入人心,现在已经变成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这是很可喜的,当然这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实践,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现象,不过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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