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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的冯雪峰

初见“韦老太”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作为分标题,细数了冯雪峰历年来的“罪行”。这也是此前进行的多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第二天,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你处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很显然,上层已决定将冯雪峰打为右派分子,只是还需补办一些材料,因人民文学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并未上报过什么材料,当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意见此时已不重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君宜同志麾下当一名小编辑。当时的社长是严文井同志,但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上班,实际主持社务的是君宜同志。她重点是抓当代创作,其他古典、外文、戏剧等部门都有文艺界的名人分兵把口,她似乎很少过问。我初来社时,分在现代部的小说南组,最高统帅就是她了。她的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靠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称得上是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她是位不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除了工作接触之外,很少与大家闲聊。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当时的社领导,没有沾到改革开放的光,出行要么以步代车;要么与普通百姓挤公共汽车,没有现在头头们的神气和风光。我既然与她在车上碰了个正着,出于礼貌,主动跟她打招呼,她却滴溜着眼珠,了我一眼,就毫无反应了,弄得我很尴尬。开始我还以为是认错了人,便仔细端详着她:只见她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在自言自语,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布装,上衣的扣子没对准扣眼,前襟成了参差不齐的两片,裤子前后片也系得不对称,裤线溜到腿后去了。斜肩挎的“坤包”是个大布袋,像是一个老八路,也像是一位长途跋涉去朝圣还愿的香客。她在自言自语时,总是不断地在耸鼻子,扶眼镜,这眼镜和鼻子似乎老在闹别扭……不错,这就是君宜同志,我们见惯了,我没有认错人。果然,一到社门口的车站,我们一起下了车,直奔各自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从未主动跟她打过招呼,有时面对面地相碰了,我总是侧身而过。为此,我还向同事们数落过她,认为她官架子太大。可同事们说,她是最没官架子的,她就是这么个习性。所以她刚到中年,大家就习惯地称她为“韦老太”了,很少当面叫她“同志”,更没有随俗地尊称她的官衔,可见大家对她的亲近甚至亲昵。

澳门新葡亰登录,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织奉命行事,召开党支部会议将冯雪峰开除出党。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严厉处分。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一九八三年,当时正在搞职称改革试点。她作为行政领导兼任职称改革评审委员会主任,我在职改办公室任副主任,与她的接触多了。一次,在她所在贡院的家里开评委会。我是第一个到她家的,大门虚掩着,敲门不见反应,便直闯了进去。走到她所住的北房时,敲门又无反应,隔窗一望,只见她正在书房兼卧室中伏案工作。我自报家门,她在案上连头都未抬,只说了一句有关她自己的话:“快完了,很快就完了。”她既不叫座,也不问茶水。其他评委相继来了,也是任何招呼都未打,各自在厅里找位置坐,找茶水喝。这些有资历有声望的评委谁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太了解“韦老太”了,见怪不怪了。

冯雪峰怎么就从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毛泽东对冯雪峰的态度、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大鸣大放”中的现行问题。

但是,我却总想从她的“怪”中窥视到一些别的东西,属于她本身的,属于社会的……

1949年以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重视。一些重要的文艺运动,毛泽东都是直接发起者和指导者。1954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对冯雪峰领导的《文艺报》在此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不满。对冯雪峰在《文艺报》上转载李希凡和蓝翎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的按语,毛泽东进行了5处批注,此后又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通信》,对冯雪峰进行批判。冯雪峰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检讨自己,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之后,冯的处境更加艰难。

说不清的“左”和“右”

冯雪峰被打为右派分子,与党内文艺界长期以来的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召开的2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于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及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冯雪峰就是在这次会上被批判打倒定为右派分子,并做了深刻检讨。

在上级领导的心目中,君宜同志是“右”的,少数“革命性强”的群众也是这么看。但是,在“左”遍天下的年代里,绝大多数群众倒是愿意亲近“右”的,总觉得在“右”的那方,可以避避“左”的暴烈而毒热的阳光,多少能尝到人间的一点人情味。也许是如此吧,君宜同志还在中年时,就当上了“韦老太”,老大妈总是可以亲近的。我生也晚,当君宜同志在解放初就在团中央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总编辑,其后又主编《文艺学习》时,我还是个学生,左右看不出她的“左”或“右”来。待到我来到她的麾下当一名编辑小兵时,听说她在五七年差点划成“右派”。我刚来社时,她刚“下放劳动”回来,是否因为“右”而负罪改造?在工作接触中,只感觉到她在忘我工作,没日没夜地看稿子,稿子在她那个很不时髦的布包里,形影不离。在审稿过程中,很少唱高调,说套话。一九六五年,编辑部决定一部“献礼”书稿的选题时,连续开了几天会,会上几乎一边倒地肯定了这部稿子,说它题材如何伟大,是史诗,要重点抓,突击性地加工改定。临近散会时,我憋不住了,对这稿子唱了反调:虽然题材好,但它不是作品,只是一捆草,我看,要作为献礼书,是赶不出来的。我话音未落,邻座的老编辑龙世辉掐了我一下大腿。我意识到犯大忌了,赶紧收住。紧接着是君宜同志总结,她似乎先得我心地说:稿子是不成熟,艺术上太粗糙了,编辑加工量大……然后面向龙世辉说,老龙有加工经验,你就逐章逐节去加工吧。会后龙世辉批评我,说我初生之犊不怕虎,讲话不看场合。我说,这是实话,君宜同志不也说了吗。他说,有几个像她那样“右”的人!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公开化的,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中宣部就有公开批判冯雪峰的意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向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是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现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份报告没有正式公布,只是有的文坛亲历者引用过。因政治风向很快就转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计划好对冯雪峰的批判没有进行,冯雪峰暂时逃过一劫。由此可见,冯雪峰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他的文艺思想一贯不受上层待见,对他的批判只差一个时机。

如果这也算作“右”,那可真是左右说不清了。有关君宜同志的“右”,历历可数的还有。一九六五年她带队去河南“四清”,回来之后,据说受到了组织的批评,因为她带队失去了“政治方向”,理由是冯雪峰隐姓埋名在“四清”时,各方面表现不错,地方“四清”工作队和所在生产队群众一致推举他为“模范‘四清’工作队员”。这样,作为领队的韦君宜当然难以辞其咎了,因为她没有清算冯雪峰的旧账,没有制止地方工作队和群众的荐举。附带说一句,碰到这样的事,即使“左”经念得很熟的高僧,临事也恐怕难出高招,因为冯雪峰的隐姓埋名下去“四清”,是经上级批准的,如若公布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岂不是出卖了组织,罪加一等了。

在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时,这个时机到来了。对冯雪峰的批判开始于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先批判了丁陈,继而将矛头指向冯雪峰,说:“雪峰同志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的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峰的问题。接下来的几次会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作协党组成员严文井发言批判冯雪峰,这还只是零星的批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全社大会对冯雪峰进行揭发,并撤销了冯的整风组长职务。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韦君宜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位批判对象。连续多天的批判会到底清算了她哪些“罪行”,当时就已记不清了,她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在贯彻中央的指示,这指示出自何人、何地、何时,她都“交代”得很清楚,与会的人,无不佩服她那惊人的记忆力。有关她本人的“罪行”,只记得有一条,即举国大批“鬼戏”《李慧娘》时,她在给作者孟超做思想疏通工作时,说过一句“丧失立场”“思想极右”的话。该话道:“文艺界的事,可大可小。”可就是这么一句很“小”的话,翻来覆去闹得可“大”了。后来她精神失常了,与世隔绝了多年。祸兮福所倚,好在她从此之后再也没作为批斗靶子,留下了一条老命,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岗位,继续当她的“韦老太”。

更猛烈的批判则是8月14日第17次会议,夏衍所作的“爆炸性发言”。此次批判之前的11日下午,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人曾与冯雪峰谈话,谈话主要是告诉冯雪峰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对他进行批判。冯雪峰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并且周扬提出把批判的重点放在1936年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问题。让冯雪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36年的问题怎么会在当时还成为一个需要拿出来批判的问题。这也可看出左翼文学界宗派之争在当代的延续,历史问题一到运动和斗争的时候,就会被翻出来,重新作为斗争的武器。更何况,1936年的问题是周扬的心头之痛。

“韦老太”的“右”,是烙在她额头上的金印,是附在她身上禳除不去的厉鬼。一九七〇年顷,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首批“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时,军代表钦定要予以“解放”她了。“解放”时,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先自己检查,继予“批判”。这“批判”稿是组织抓的,虽强调了要实事求是,但必须上线上纲。由当时君宜所在的班起草批判初稿。我是这班管生产、生活的副班长,而正班长是比我“纯正”的非知识分子干部,理所当然这“批判”稿的执笔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她当时大病刚愈,在班上劳动表现特好,我实在不忍心去“批判”,于是就嫁祸于人,推荐了所在班的一位英文组长的翻译家去当这替罪羊。替罪人满口答应,很快就交了初稿。组织看了,很不满意,说没有点到她的要害问题,没有上纲上线的有力批判,命令我大加修改或重写。在那样的环境下,愚直如我者也不得不去学习“世故”,便向头头请示,头头不吝赐教:要批判她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她所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特别要批判她一贯的“右”……当时所有批判的语言,上纲上线的八股,谁都耳熟能详,写这样的应试八股并不难。何况这批判不是整人,而是“解放”人;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程序所需的官样玩意。于是我就同意起草了,很快就被通过了。君宜同志也按批判稿的口径做了检查,于是“礼毕”功成,她被“解放”了,很快就当上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的连指导员。虽然是副部级屈任了连干部,但到底是从鬼门关迈进了人世的门槛。我们都为她庆幸。

夏衍的发言主要集中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揭发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所述内容,大多数与会者闻所未闻,引起了“爆炸性”效果。这次批评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据黎辛回忆:“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再加上楼适夷的号啕大哭,使得会场更其紧张。接下来的几次会议持续对冯雪峰进行批判。

难得见到的忿激和坚韧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开始报道批判冯雪峰的消息与文章。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彻底将冯雪峰打入另册。8月28日刊发了何其芳在16日会议上的发言稿《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文章称:“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样一个个人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并从文艺思想和作品方面,解读了冯雪峰的反党思想。9月1日发表了田间的《是什么理论家?——读冯雪峰的“寓言”有感》,对冯雪峰的寓言创作进行了批判,文章称“他的某些所谓寓言,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宣言。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正在进行中。作家们,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

君宜同志虽然不拘礼节,甚至不近人情,但她很随和,从不固执己见,不与人争吵。当然,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她也有忿激的时候,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气和勇气。

在各方压力之下,冯雪峰在9月4日第25次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其中首先就检讨了1936年在上海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宗派活动的错误,这也是对冯雪峰批判最严的地方。其他关于与胡风、丁玲等关系也作了检讨。他检讨:“在根本上,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的个人主义的严重,使我对社会、对集体、对党,经常发生对抗的情绪。我轻视思想改造,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这样,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同党的要求,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的领导。我入了党,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个人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我始终执迷不悟,不去改造自己以适合党的要求,却要求党适合自己,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情绪和言行。这样,我同党的关系,可以用一句来概括: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对冯雪峰的检讨,大家比较满意,检讨后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大家也认为他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方面是配合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艺界执权者利用反右运动,排除异己力量,30年代以来左翼文坛上的宗派主义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坛。冯雪峰的受批判与被打成右派分子,与这种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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