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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冀望文化昌明日潜修儒藏与鼎立

汤一介,1927年出生,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10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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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16字,被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视作家训,在被问及他的家世的时候总是频频谈起。汤先生一生的精神也就凝聚在这16个字当中。

这16字原本出自汤先生祖父汤霖先生遗留的一幅长条卷轴《颐园老人生日䜩游图》中汤霖先生自己的题记。在题记中,汤霖先生将此16字视作自己行为处世的准则,这也成为汤霖、汤先生父亲汤用彤先生、汤先生三代人行为处世的准则。此卷轴由汤用彤先生传递到汤先生手上。上面题满了汤氏三代结交好友、名家的各类书法作品20余篇。汤先生生前将之视为家传之宝,极为珍视。此卷轴在汤先生临终前,捐给了北京大学。

汤一介先生(1927—2014)少年时代随父亲漂泊南北,1939年随母亲从沦陷区北平经天津、上海、香港,再转到越南海防、河内,至昆明,后来就读西南联大附中。这期间汤先生与几个小伙伴曾受《西行漫记》影响准备去延安,最后行至贵阳被遣返回家。这一段冒险成为汤先生一生铭记在心的宝贵经历。汤先生待在家里的一段时间,受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影响,加上从小就听父亲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生起了浓厚的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1943年,汤先生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在此期间汤先生大量阅读了俄国小说,也开始阅读部分中国古典哲学著作。1946年,汤先生随父母回到北平,入北京大学先修班。这期间汤先生对文学理论、美学、哲学非常着迷。

1947年,20岁的汤先生怀着成为哲学家的梦想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汤先生在大学期间的兴趣广泛,对西方哲学以及外国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写作了《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等论文。1949年,汤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汤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市委党校任教。任教期间,汤先生认真地钻研了马列主义的原著。1956年,汤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开始帮助父亲整理与编辑他的文稿,写作了不少学术文章。“文革”开始后,汤先生被终止了讲课的资格。1980年,汤先生被恢复了讲课资格,开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等课程,开始发表论文与专著,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汤先生广泛地与国内外学术界联系,积极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与研究活动,创办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

汤先生晚年常常感叹自己错过了最具学术创造力的30年,自认只能成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没有能够创建有体系的哲学,所以他生前坚决地拒绝“哲学家”“国学大师”等称谓。汤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身边长大,如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金岳霖、钱穆等,经常自愧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西学两个方面都不能与前辈相比。汤先生一直探索着自己研究的路向,而且他自认为比前辈学者更加关注社会活动。汤先生在生命的最后30多年里,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专著,单篇论文有300多篇,结集为各种论文集。他还主编《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9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同主编)、11卷本《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20世纪80年代汤先生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后来还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学院等民间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机构。特别是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汤先生的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10卷本《汤一介集》在他生前出版。汤先生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他那个时代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德行、事功、立言方面为后代中国学者树立了一个标杆。

汤先生去世之后,我们编辑了三本汤先生的纪念文集:《汤一介学记》《汤一介与儒藏》《追维录——汤一介先生纪念文集》。其中有近200位汤先生生前好友、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回忆了汤先生。在这些追忆当中,大家对汤先生待人真诚、宽厚印象极为深刻。根据陈鼓应先生的回忆:汤先生能够尊重不同的学术观点,决不会因为观点不同而排斥别人;他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一生从不讲别人的缺点;他对学人的亲切感和凝聚力让人难忘;他总想着能帮别人什么忙,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他将情感和关怀注入每个人,很真诚地面对每个人;在海内外学人的沟通上,也尽了很大的心力,不厌其烦,热心为他们搭建你来我往的学术平台。汤先生的藏书极为丰富,我在汤先生的遗物中见到一叠笔记本,其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学生、后学在借阅汤先生图书之后留下的记录。在工作当中,汤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是事无巨细必亲躬,考虑周到缜密,做事认真踏实。根据北京大学《儒藏》中心工作人员的回忆,汤先生在编纂《儒藏》的过程中,只要身体容许,每周都会参加《儒藏》中心的例会,而且都会认真仔细地听取编纂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与困难,与大家耐心讨论,坚持到最后散会。他曾经谈及,西方哲人与中国哲人的一个区别:西方哲人自己所思与所为是分离的,而中国古代哲人言行合一,是修身立德的楷模。在我看来,汤先生内心也一定以中国古代哲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

汤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得他能够团结一大批学者,从而带领大家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贡献。学者们看到汤先生有两方面重要的事功:一是20世纪80年代主持中国文化书院,一是新世纪领衔编纂《儒藏》工程。1984年夏,汤先生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仁发起开办了一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汤先生回国后,被推为书院的院长。中国文化书院的学者队伍是当时一批老中青结合的学术团体。其中老一代学者有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等。同时还聘请了很多国外著名学者作为海外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在汤先生的带领下,能够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氛围。在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取激进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学者。所有学者都能够一起共事,共同讨论问题,相处得很融洽。中国文化书院在中国各地讲授各类课程,参加学习的学生甚多。其中的很多中青年导师以及学员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重要学者。

进入新世纪,汤先生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大好,但是他不仅主动提出了编修《儒藏》的建议,而且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规划中。2004年,《儒藏》编纂工程正式纳入到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开始全面启动。汤先生任这一超大工程的首席专家。该工程旨在对儒家古代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为了更好地便于现代学者使用,没有采取对古籍的影印方式,而是对古籍进行现代的标点与校勘,难度极大,困难极多。该工程联合了中、日、韩、越四国20多所高校和各类研究机构的几百位学者参加。汤先生对编纂的各个环节,如选目修订、编纂体例、校点质量、审稿流程,事无巨细均详细过问。除编纂以外,工程遇到了各个方面的困难,如资金、人员、组织、协调工作的困难,可谓困难重重。据《儒藏》中心谷建老师说,除了编纂工作,汤先生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繁琐复杂的行政事务,与20多家单位合作,存在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汤先生作为知名学者,其实并不谙这些杂务,却又不得不迎难而上,想方设法解决困难,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走访合作单位。2014年汤先生去世之前,作为《儒藏》工程的阶段性成果的《儒藏》“精华编”出满百册,汤先生带着病体出席了发布会。汤先生用颤抖而坚定的声音缓缓道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为这个工程尽力。”

虽然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与《儒藏》工程两项重要事功,但是汤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异常勤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汤先生在诸多领域、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引领了学术的进步,也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学术领域上来说,玄学、道教、佛学、儒学是汤先生倾心的四个主要领域。汤先生接续汤用彤先生开创的魏晋玄学,围绕郭象,对魏晋玄学的分期、郭象哲学的主要内容、郭象哲学的方法、郭象与其他玄学家思想的比较等多个方面阐释了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汤先生特别注重郭象有关资料的搜集,书末专门辑录了《有关郭象的生平和著作的资料》等。根据汤先生的自述,汤先生对郭象的研究旨在寻找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通过对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来找寻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把哲学的比较运用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尝试等,应该说汤先生的研究具有充分的自觉。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为之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成为研究魏晋玄学不可绕开的经典成果。

汤先生著有《早期道教史》,体现了他对道教史、宗教学的基本看法。他反对将宗教简单地等同于迷信,而是将“超人的神秘力量”理解成一种“真、善、美”的理想。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汤先生能够公开发表对宗教的上述看法,具有突破性与超前性。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显然深受父亲汤用彤先生影响。汤先生对自己的佛教研究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在佛典,以及梵文、巴利文等语言工具方面的不足,所以转向关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汤先生也在此视角下思考着当下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自信。他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他对玄学与佛教的关系以及道教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在具体的佛学研究当中,还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有从中国文化角度对佛教的审视,有对佛教具体理论或命题的哲学诠释,也有对佛教相关文献的考证。汤先生的《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一文是他对佛学进行哲学诠释的代表作。

汤先生对儒学关注很早,但较为深入的研究则主要是在新世纪。汤先生特别重视儒学现代化问题。他是从“新轴心时代”儒学复兴、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的“现代化”等多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的。他尝试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儒学进行现代的解释,此解释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三个合一”“三大理论”。“三个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大理论”即“普遍和谐”理论、“内在超越”理论、“内圣外王”理论。汤先生认为,儒学的以上理论对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纪之交,汤先生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但他的构想却是开放的,具有明确的探索意识与高度的自觉性。他从文化传播的规律出发,预测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必由之路,为学人的努力方向指明了道路。他从解释方法的角度对先秦的经典解释归纳出三种不同的解释类型。同时,他不仅尽其所能地做了一些个案研究,还指导研究生进行了解释学的专题研究。

汤先生长期关注不同文化的交流,主张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对话才是发展的主流。他认为,不同文化可以相互吸收与补充,在这个方面,汤先生主张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等思想可以为当今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关系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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