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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郭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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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郭澄清是我国千百万文学创作大军中的一员,是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是我最最敬爱、终身怀念、想念的人。

郭澄清深入民间,体验生活

父亲的为人和优秀品质一生都在影响我、鞭策我,是我成长中的动力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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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难童年铸孝心 优良品格传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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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郭澄清1929年11月13日出身于德州市宁津县一个叫郭皋村的贫困农家。苦难的童年生活铸就了他刚强的性格和孝顺的品格。父亲的孝顺和厚道在当地广为流传,尤其是对奶奶的感情更是催人泪下。贫困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生活摧残了奶奶的健康,奶奶病重期间,父亲把所有的收入用来为奶奶请医买药,甚至借贷。自己节俭生活,不顾一切后果地抢救奶奶的生命。我爷爷看到奄奄一息的奶奶和病弱的儿子,一气之下摔了药罐子,不让我父亲再抢救奶奶了,他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失去家庭及儿子,我父亲郭澄清和妹妹郭桂英(我姑姑,仍健在)背起奶奶跑到他们二舅家想继续治,但由于医疗水平的落后,在父亲20岁出头时奶奶还是不治去世了。父亲想到刚刚解放好日子就要来临,而母亲却走了。父亲心痛如刀绞。在埋葬奶奶的时候父亲哭的死去活来几近晕厥。看到奶奶的棺椁下到墓穴父亲一下子跳了下去紧紧抱住奶奶的棺椁哭着要和母亲一起去,在场的乡亲把他抬了上来。至今村里健在的知情老人说起澄清葬母这一段时仍唏嘘不止。父亲不光孝顺着他父亲,还有他的四叔,他的四叔是一位残疾人(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终身未娶。一直由我父亲赡养,直到84岁终老去世。受父亲的影响我们也很孝顺老人。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都要给爷爷们带一些好吃的。父亲和母亲刘宝莲还规定我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0元钱交给爷爷,年年月月如此直到我外出上学为止,其实当时我每月才有二三十元的工资。在我四爷爷病重期间,同样也在病中的父亲和母亲仍规定我和三弟郭洪庆(因我们二人都学医),专门请假回家相继照顾了一个多月。我们和四爷爷吃住在一起,端饭送水,擦屎接尿,清洁全身。使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很大的慰藉。我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曾开玩笑地说:我就是孔孟之道里说的“孝子贤孙”。那时家里的日子过得很不富裕,我们哥四个,还有四个老人(爷爷、四爷爷、姥爷、姥姥),都需要照顾,我母亲经常为手中拮据而焦急万分。但父亲一有点稿费除了交党费剩下的都交给爷爷,生怕爷爷和四爷爷在农村老家为生计犯难。即使后来在家养病期间,父亲每天早上起来还坚持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先到爷爷的屋里问安,从不间断。平常老人有任何的训教和要求父亲都记在心里一一落实,从不反驳。我的父亲郭澄清和母亲刘宝莲钢铸的孝心永远在我心里激荡。

《大刀记》剧照

村里的老人都说澄清的孝顺和厚道是打心眼的。他在县里当干部时,每次回老家离村子远远的他就要下自行车推着车子进村,路上甭管遇上谁都要主动打招呼,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没有一点架子,即使当了山东省文学创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仍然如此,每次都让司机把吉普车停在村口,自己走着进村。我们村有一位烈属老大娘,孤身一人是五保户,父亲每次回村都要去看望,并经常给她买些吃的、用的,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直到老人八十多岁去世。平时村里有什么困难他都尽力帮助,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

说起父亲郭澄清自然就离不开一部三卷的百万巨著《大刀记》,但它一波三折的创作和出版过程却鲜为人知。

二、妙意连珠一才子 风趣幽默受欢迎

父亲是大约1971年9月向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请的创作假。安排好工作后,父亲退了省城的住房,并把户口又迁回了宁津县,很快回到了宁津郭皋村老家着手开始长篇小说《大刀记》的创作工作。父亲原计划是这样的:第一部、“血染龙潭”,第二部、“火燎荒原”,第三部、“光满人间”。

父亲的朋友们经常这样对我谈起父亲:你父亲是一个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人。赶集的集市上,只要大喇叭一播放你父亲的讲话,整个集市都会安静下来,做买卖的会暂时停下手里的买卖,行进中的人会停下脚步,眼睛瞪着喇叭、竖起耳朵听你父亲讲话。政策讲得明、道理说得清,过瘾!和父亲一起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吴开晋教授以及河南作协副主席王绶清等同志也这样回忆说:老郭口才极好,人很幽默,又忠厚老实,大家都喜欢找他聊天。《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的作者黄书恺、高艳国在采访父亲的学生王智广、王金铎同志时,他们是这样回忆父亲的:“那时,早上起来是早操,早操后郭老师大约用20-30分钟给我们上早会课,(那时父亲在宁津县完小当校长兼地理课老师),他的早会课总跟说书一样,我们就愿意听他的早会课,天天盼着他的早会课。郭老师口才好极了,记忆力好极了。早会课他讲纪律、学习、政治方面的事情,本来挺枯燥的一些大道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妙语连珠的故事,学生们、老师们总是鸦雀无声地听他讲。那时县里开个大会什么的,别人讲着讲着台下的人就稀了,有的上茅子(厕所),有的交头接耳,也有的打瞌睡。可一到郭澄清讲话,人们就竖起了耳朵,台下的人立马精神了起来。他讲话从来没有稿子,讲到哪里算哪里,可是他总能讲得一五一十,头头是道,条理清晰。大伙都愿意听他讲话,他讲的极其生动,那手势那神态就像磁铁,把大家都吸住了。他能把挺大的道理挺复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话讲明白,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是一种享受。那时候他不过二十岁左右,比我们当时的学生也大不了多少。讲到郭老师授地理课两位老人更是兴奋的站了起来,模仿起父亲当时讲课的风采:“郭老师教地理,上课从不拿课本,也没有备课本。就那么空着手走进教室,班长喊一声起立,他向下看看,说一声同学们好。同学们扯着嗓子喊一声老师好。请坐下。每次都是他自己喊坐,不让班长喊。这在当时学校里,就他自己这样做。他走上讲台,右手捏一根粉笔,对着学生,就开始讲哪个省有啥特点,有啥物产,有多少人口,人口由哪些民族组成,地理概貌等等,右手就在黑板上画那个省的地图,画好了就问问同学们:听明白了吗?同学们就齐声高呼:听明白了!他就再讲另一个省,待到讲完了,黑板上会出现一张惟妙惟肖的中国地图。郭澄清还把地理课本上的知识变成合辙押韵的顺口溜,便于学生记忆。”王智广老人说:“这也许就是郭老师最初的文学创作了,他后来写的新民歌体诗歌就有这个特点。郭老师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现在说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是亲历者我知道,他对党对毛主席的爱戴是真挚的,是从心底里发出的真实的爱。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具体的体现。比如有一首诗叫《糖甜不如蜜》,是这样写的: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其实大家好好读读他的那些小说,更会是一种享受。

第一部主要描写清末民初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及国仇家恨下的自发斗争。父亲苦难的童年生活及血泪家族史,还有父亲长期在农村收集的素材,让他写的得心应手。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写作,进展非常顺利,速度很快。夜以继日的创作他也不觉得累,30多万字的第一部很快封笔。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回到村里老屋写《大刀记》,和父亲接触多了,常听父亲给乡亲们讲国际形势、外交形势、讲军事战略,我也跟着一起听,听着听着自己都会激动起来,跟原来只能听到爷爷给我念念《三国》、《水浒》相比较,顿时觉得眼界大开,很是养耳。这段时间对我以后渐渐形成战略大思维、大理念、整体观思想起到了关键的启蒙作用。父亲教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大众哲学》,这本书对我以后形成辩证思维分析问题,对我以后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第二部《火燎荒原》也开始构思,他也胸有成竹。因为父亲手中有一部1966年写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的清样稿,很多篇幅可为《大刀记》所用。还有他多年从老抗日英雄那里积累的战斗事迹和故事,写起来也不困难。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手稿清样而没有书呢?1966年父亲写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据当时的出版社领导阙道隆和著名编辑张羽同志回忆:为组这篇稿他们到郭澄清同志的家乡宁津县待了一个多月。手稿交到出版社,很快就打出了清样,设计出封面。父亲接到出版社寄回的校对稿后积极校对,希望能尽快出版见到新书。突然,“文革”开始了,工厂停产闹革命,出版社领导被批斗,工作瘫痪了。手稿没了、封面也不见了。父亲的手里就剩下这本校对清样了。

三、扎根农村育新人 根植泥土颂人民

后来,在198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每本定价1.9元。这对病重中的父亲是一个安慰,他很高兴,让我们用并不多的稿费买了很多书,他要作为礼物送给去医院看他的人。但是书中没有前言和后记,对先前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交代。书的名字改为《决斗》。

父亲一生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从不瞧不起任何人。始终能和农民朋友交心,谈知心话。尤其是对于那些热爱文学的青年人他都会尽自己的可能去帮助他们、提携他们。那时去家里找他的多数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农村青年,非常寒酸,我们有时都不大愿意搭理他们。但父亲从没有丝毫的嫌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总是热情地接待,赶上饭时,就主动招呼大家一起坐下吃饭。有时两三个一起去了,母亲就要再做些饭,这无形中给母亲增加了劳动强度和生活压力。据当时青年农民业余作家、父亲一手培养提携起来的青年作家张长森同志(后来成长为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回忆说:“郭老师对文学青年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看你是快材料,会全身心地教你提携你。那时我连辆自行车也没有,步行到县城或郭皋村去找他看稿。现在想想他可能看着我写的东西还行就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看完我的稿子拍着我的肩膀说:长森,好好写。说完就打开橱子,拿出两本稿纸送给我。你想那时农村穷的,谁舍得买本稿纸啊!他送给我稿纸,我也舍不得使,一直宝贝似的放着,现在看看,竟成了一种纪念!他鼓励我写,给我改稿子,帮着推荐稿子。我在《山东文学》、《人民文学》发表小说以后,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后来山东省文联举办基层作家培训班,就让我参加了。现在想想,没有文学,没有郭老师的提携,我肯定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弄不好还在家里种地呢。”

《大刀记》其实在父亲心中已酝酿多年,可以说是他近20年创作史的一个集合部。第一部写完他自己很满意。第二部前面也已介绍。第三部《光满人间》,父亲想写一部解放后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和农村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有他近20年深入农村写出的近百篇反映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经历,写起来应该是轻车熟路,一定能写的更精彩。父亲信心满满,对这部他心目中的《大刀记》雄心勃勃,充满憧憬和期待。

父亲为家乡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文学爱好者,1958年父亲创作的诗歌《太阳的光芒万万丈》在《诗刊》发表,同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转载,并被谱成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播出,各省电台也进行了转播,影响很大。在全县形成了很好的文学氛围,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尽了一份力。为尽一步提高宁津县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平台。父亲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创办一个文艺刊物,刊物最后定名为《宁津文艺》,是双月刊。那时宁津县已是全国文化先进县,文学创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山东大学著名学刊《文史哲》刊发了《宁津县积极培养农村文学创作新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有报道。同时也可以使宁津业余文学创作再上一个台阶。宁津县在1958年被国务院评为“文化先进县”,不能说没有父亲的心血。但他从不居功,我们听到的总是成绩,都是党和领导的培养、人民群众的厚爱。

当年《大刀记》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谢永旺同志是这样回忆的:“1972年的夏天,澄清同志写出了《血染龙潭》,邀我到山东看稿。这次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喜悦。作品厚实,有独到的特色。语言尤见功力,以北方农村的口语为主加以提炼,又融入了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农村生活场景和习俗同样具有浓厚的平原气息,显得爽朗开阔。农民的贫穷困苦和坚毅的斗争精神,以及人群之间的人情之美,一个个生龙活虎,形神兼备。在1971、1972年那个年代,‘五四’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优秀作品,除了鲁迅,几乎没有再版。真正称得上文学创作的实属凤毛麟角,在这种近于窒息的文学氛围下,读到一部有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稿,愉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时他也有一个担忧,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一部写清末民初农民的苦难和自发斗争的故事,没有写党的领导能通过吗?谢永旺同志回到了北京向出版社领导作了汇报。他的担忧也得到了证实。

有时我也想父亲是位好父亲吗?他与文学青年交谈的时间远胜于和儿子们相处的时间;他是一位好丈夫吗?他把原应给妻子的温存和时间连同照顾家庭的重任一起又托付给了妻子,而把自己献给了毕生热爱的文学事业;但他是父母的孝顺儿子,更是ZUGUO母亲的忠诚好儿子!他多次主动放弃去省城做官的机会,扎根农村,根植于泥土去发现社会主义祖国农村建设的新气象、新面貌、新经验,用心挖掘基层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歌颂美好的事物,鞭挞落后的行为,帮助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生活观。所以才有了他笔下大量的鲜活人物和充满正能量的气场,今天读来依然亲切感人。

按照当时对重点文稿的通常做法,先印征求意见本在出版社内外广泛听取意见。很快《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200本征求意见本就印出来了,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征求意见。后来结果是,大家对于作品的文学艺术特色水平没有异议,突出的问题是缺少党的领导。这种非文学性的裁定以及上纲上线的要求,对于作者和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难处理的事情。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屠岸、严文井、王致远及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大刀记》这个优秀的长篇小说,于是提出让作家来北京商量修改之事。

由于出身贫苦童年受尽苦难,父亲始终对党充满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1963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社迷》后记中写的:“我的家乡是抗日根据地。我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党像母亲一般,哺育我成长使我有了文化。”“那时节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祖国的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此情此景,使我的心不能平静。我愿把亲眼看见的新人新事写出来,希望曾经教育了自己的事迹,再感染别人。”

其实,父亲也一直在积极要求进京,他心里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原稿出版的想法。父亲来到了出版社,应他的强烈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父亲想当面向大家解释一下《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里为什么没写党的领导的原因。正像前面所介绍,第一部他主要写的是:清末民初鲁北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鲁北人民为了生存,纷纷自发地开展英勇斗争。但由于缺乏统一正确领导,绝大多数都被官府镇压,惨遭失败。这也为《大刀记》第二部《火燎荒原》人民群众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了铺垫。其实,那时候鲁北农村还没有出现党的正式组织。但在会上少数有一定身份的人仍坚持认为,该著没有写党的领导,因此不能出版。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年代谁还能、谁还敢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呢?好像听父亲说过,为出版之事他还找过浩然同志寻求帮助(他们是早年在河北时因文学相互倾慕而结缘的朋友),因当时他的影响更大一些。但一切努力均宣告失败。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返乡继续修改作品。

父亲因三卷集长篇小说《大刀记》在1975年迅速风靡全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我更偏爱父亲的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构思巧妙、语言生动、干净,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文体成熟、独特,结构严谨,一步一景,多一句少一句都难以改动,属于经典的学者型小说。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先生是这样评论父亲的短篇小说的:“郭澄清的短篇仿佛信笔写来,如生活本来那么朴实、鲜活和自然,实际上构思剪裁精当,叙事多姿多彩语言充满泥土气息,却又精炼而流畅,从中正足以见出作家的匠心。他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可贵还在于他几乎没有写什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说明作家从生活出发,而非从当时流行的思潮和创作模式出发。”

那时父亲的压力非常大:改吧,不实事求是;不改吧,又通不过,不能出版,一切心血付之东流。他感到无法向领导交代,更无颜见家乡父老。父亲的痛苦和压抑难以表达。在以后艰难的改稿生活中,经常看见他写了撕、撕了写。烦躁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种树,他那哪是种树,更像是发泄,在他的“合理密植”下院子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树。我们当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能看出他的不顺心。我心疼他,就默默地帮他挑水,浇树。还经常帮他按摩,父亲不说停我绝不停手,经常累得一身汗。我的弟弟郭洪庆、郭洪林,还有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郭志明同志也经常来家里帮我父亲按摩。父亲在老家的炕桌上写稿,煤油灯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廉价的烟,因为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改稿这些日子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

在父亲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浓浓的乡情、美好的心灵、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会让心灵受到涤荡。《黑掌柜》歌颂了一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供销社营业员。全篇构思巧妙,悬念的设置使情节曲折起伏,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最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反映出作者在当时的一种勤劳致富、多种经营、商品经济的前卫思维,这种思想与当时的形势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务实思想是父亲和乡亲们在一起劳动、抗灾、修堤筑坝、挑沟排涝挽救庄稼,冒着大雨抢修房子,趟着水去运送粮食,田地间促膝谈心中得出的感悟,是人民群众渴望表达出的一种意愿: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十七年中国文学”中父亲郭澄清为什么能写出《黑掌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有待开发和研究的课题。《黑掌柜》1962年8月发表于《大公报》、《群众文艺》;1978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1984年被收入大学教材《大学写作》范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再版十余次;1986年该短篇又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短篇小说卷,2009年收入《篱下百花》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要说的是,除了1962年出版的,其他的父亲都不知道,如果当时他要是知道这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和安慰啊!《公社书记》描写的是一位密切联系群众,没有一点官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心为群众着想、办事,深受群众喜爱的共产党的好干部形象。我认为即便是现在也是“群众路线教育”的好教材。《马家店》说的是热心服务、一心想着来往客人,为他们排忧解难的老店主;《社迷》歌颂的是一心爱集体,大公无私的普通社员;《篱墙两边》描述的是邻里互助的美好故事;《男婚女嫁》说的是移风易俗,男到女家,解决一个孩子家庭的困难;父亲的作品中还行走着劳动妇女的形象,她们淳朴、善良、勤劳、智慧,承传着中华民族的的优良传统。《万灵丹》中排除异议,积极推广人工授粉技术的秋香;《春儿》中干一样会一样,会一样通一样的春儿;三位雷锋似的大嫂:《茶坊嫂》、《助手的助手》、《赶车大嫂》,还有《嘟嘟奶奶》等等。无不在热情歌颂美好的人性、歌颂真、善、美。讴歌了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者的人性美。

正如当时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后来回忆文章里说的:“在严酷的政治与文化专制情势下,所谓修改,实际上使作者和编辑都处于两难境地。没有写党的领导不行,写了就行了吗?更不行。依照当时的说法,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北方的党组织实行的是‘错误路线’。有位社领导特意请教了一位当时已经出面工作的老干部,回答很干脆:山东有党,但是王明路线。如此说来,歌颂错误路线,岂不成了一项‘罪行?’”

美好的东西她可以涤荡净化人们的心灵从而使人们向更美好的境界去努力,进而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人和人之间才能更亲近。我们为什么不去为这样美好的循环而努力呢!这在中国“十七年文学”中是难得的文学精神。郭澄清他做到了。正如原山东艺术学院院长李建葆同志称赞郭澄清为“三优作家”:优秀品格、优美心灵、优良人性。真正做到了“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老百姓的代言人”。

在“四人帮”当道时期曾一度提出这样的理论: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老干部就是他们说的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而父亲书中歌颂的人物就是标准的“吃过糠、负过伤、扛过枪”的老干部。您想能给出吗?谁敢出版《大刀记》呀!

父亲郭澄清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受到过多次不公正待遇。但他从不肯屈服也很少抱怨过,也很少和孩子们说起。可能担心我们年龄尚小没有阅历,不能正确理解而影响我们的成长。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是以后从别人那里慢慢知道的。这些都反映出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限的忠诚和至深的爱。

作为《大刀记》的终审编辑屠岸先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说:“我是197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主任的,当时没有正主任,只有三个副主任,我是第一副主任。当年我们拿到《大刀记》稿子以后,非常重视,像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英雄就是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但是在党成立以前呢?中国从古至今,出了多少英雄豪杰?那个时候没有党的领导,那时候难道就没有英雄人物了吗?那岳飞、文天祥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些肺腑之言现在敢说,在当时能表达吗?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父亲当时心里憋了一股气,但还是对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了极大的理解。接受现实,继续回去改稿。

父亲就他的文学之路曾和我说起过:1946年参军后,因为爷爷教父亲的“三字经”、“百家姓”那点文化底子被分配到渤海军区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由于自己喜欢文学,努力学习,经常试着写一些小东西,并帮着办黑板报积极提高自已的写作能力。1946年就在渤海军区办的《渤海日报》上发表过诗歌《黎明》,这是他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散文、人物特写等。这是他文学创作的起步地。这段历史他记忆犹新,终生不忘。没有共产党父亲就没有文化,他怎能不感恩党呢!

1973年初,父亲被再次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和他商量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继续写下去。写出第二部《火燎荒原》,即写出冀鲁平原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为主力的伟大抗日战争。父亲调动他的生活积累,顽强拼搏,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写出了80万字,完成了《大刀记》的第二部书稿。

1965年,第二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父亲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的,与李准、浩然、茹志鹃等同志一起受到表彰。当时的GUO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亲临大会,接见了与会代表。在那次会上,父亲特邀作了“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的讲话,讲话重点介绍了党和组织对自已的培养,介绍了自己如何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受到的启迪和鼓励激发出来的创作热情。参加这次会,象征着父亲郭澄清前期文学创作的一个顶峰。不仅仅确立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显著地位,同时也为山东文坛赢得了广泛声誉。

1975年1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科技与文化事业、文学创作和出版也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大刀记》是一部歌颂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斗争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的作品,出版不再有障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认为出版大有希望,急招父亲再次去京改稿、商量出版。但“四人帮”多年的文艺专制仍使他们心有余悸。这一次他们提出只出第二部,第一部暂时不出。但父亲坚决不接受。他认为第一部是主人公梁永生苦难的成长史和民族的苦难史,如果没有第一部做铺垫,第二部里的各种人物就没了根源,人物就立不起来,作品没有说服力。在父亲的苦苦要求下,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第一部被拦腰砍,32章只用了16章,作为《大刀记》的一个“开篇”,然后拉长第二部,一起形成了后来出版的一部三卷的《大刀记》。所以读者当时读到的《大刀记》并不是父亲心目中原来设想的那部《大刀记》。当时为了出版,父亲作了妥协。正像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回忆的那样:“虽说不无遗憾,却也无奈。书的出版获得了好评,尤其是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欢迎。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具有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优秀之作。”

四、舍命追求文学梦 一波三折《大刀记》

当时,出版社是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为由而抓紧出版的。为了赶在抗战纪念日前截稿,父亲开始了一段炼狱般的创作历程。社领导、编辑也同样极其辛苦。正如谢永旺同志回忆的:“1975年的春夏之交,是我和郭澄清接触最多的时期。一经决定出版,我们就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当时一般的书稿,每天发稿大约一万字,《大刀记》发稿,每天两万字。一有会议之类耽搁了,我们就会加班赶工,流水作业,最多时一天发稿三四万字。我工作8小时,澄清推敲定稿,不会少于12小时,可谓日夜兼程。那时没有稿费,更没有预支稿费的事。他写稿,在家乡的小土屋;他改稿,住在出版社的小平房里;三餐吃在食堂,吃的节俭,为了熬夜,有时还从食堂多拿出两个馒头。写稿和改稿,都很艰苦,但他不以为苦。写作是他最大的快乐,是他生命的支柱。他爱文学,爱到极致,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他爱家乡、爱父老乡亲,爱的深沉,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文学属于人民群众,应该把人民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用完美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来。他对出版社的难处给予充分的体谅与配合,他对编辑的劳动也给予真诚的理解与尊重。他的稿子总是抄的清清爽爽,一丝不苟,免得我们再用红笔勾画。有时夜里补写的部分没来得及誊写,他一定歉意说明。这一段合作过程,他让我非常感动与敬佩。”《大刀记》出版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它竟然没有一个后记。他不想和读者说点什么吗?这不符合父亲的风格,在文学创作上他一贯认真、严谨、追求完美。就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当年的遗憾作了弥补,把当年未完全出版的《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改名为《龙潭记》作为单本出版时,病重的父亲拖着半身不遂的病体在病榻上进行修改时也没有忘了写后记。

说起父亲自然就离不开一部三卷的百万巨著《大刀记》,但它一波三折的创作和出版过程却鲜为人知。《大刀记》创作过程是对“文学精神”和“文学尊严”最真实的诠释。

我想,也许是当时时间太紧;也许和当时父亲的心境有关。他并不非常满意由他修改出版的书稿。但这都成为了历史,定格在那个年代。定稿后的父亲心情是复杂的,以往每发表一部书稿,他都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释怀感,但这一次父亲没找到这种感觉。而是有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好像记得父亲说本来还有一个电视记者会,但父亲却不辞而别。第二天一早就携来接他的妻子悄然离开了红星胡同十四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回到了他的家乡,那片他熟悉、挚爱的土地——宁津县时集乡郭皋村。他想在那片土地上休整一下,再吸收一些营养。他心里还有一个梦——完成他的《大刀记》第三部《光满人间》。也有人让他改书名为《千秋业》。但那都随着父亲的生病和逝去而成为永久的遗憾。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不知从哪里得到父亲离开北京的消息,风驰电驰般地赶到北京火车站,他居然找到了郭澄清,匆忙中嘱咐父亲,千万别把版权给别人,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拍《大刀记》电影。在反复的叮咛中,火车开动了。

父亲郭澄清是大约1971年9月向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请的创作假,为什么要向省主要领导请假?因为父亲当时是省文学创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负责全省的文学创作工作,分管领导不敢当家,所以才向第一领导请的假。安排好工作后,父亲退了省城的住房,并把户口又迁回了宁津县,很快回到了宁津郭皋村老家着手开始长篇小说《大刀记》的创作工作。父亲原计划是这样的:第一部《血染龙潭》,第二部《火燎荒原》,第三部《光满人间》。

回到家乡的父亲面色焦黄、黑瘦,头发凌乱,显得十分苍老和衰弱,好像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沧桑老者。与我们1971年见到的刚开始计划写《大刀记》的父亲判若两人,其实那时父亲才40多岁呀!“文革”毁了父亲,“四人帮”害了父亲。在吉林省作协副主席王士美、山东大学文学院吴开晋教授、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王绶清、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常庚西、山东文联副主席苗得雨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有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比如,王绶清教授说:“由于你父亲健谈、诙谐、幽默,大家都愿意围着他谈天论地。”吴开晋教授说:“想不到那儿(指父亲住的不到10平米的斗室)不但成了各省市来京作家聊天,痛骂‘四人帮’文艺专制、交流信息的‘小沙龙’,也是那部与‘文革’极左路线唱反调,歌颂老革命家流血牺牲题材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刀记》的最后分娩之所。从当时的亲眼所见和多次交谈及后来他人的介绍了解并目睹了他那感人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为创作《大刀记》至今尚不为人知的高尚品德。”(《披肝沥胆、翰墨春秋》)王士美同志说:“我们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小招待所红星胡同十四号院的一批作家,几乎完全是一边倒,同仇敌忾,正气相通,站在和‘四人帮’对立的旗帜下,每天白天改稿,晚上十一二点以后就坐在一起开始指骂。……当时正是大批特批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时候。而《大刀记》这部书,恰恰却是讴歌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战争的。正是在讴歌着所谓‘民主派’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的。所以,在当时,我在写给他的那封信中,十分含蓄的感谢他给千百万读者,特别是年青人,上了一课,让大家不要忘记中国革命事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拴不住的激情——郭澄清同志印象》)

第一部主要描写清末民初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及国仇家恨下的自发斗争。父亲苦难的童年生活及血泪家族史,还有父亲长期在农村收集的素材,他写的得心应手。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写作,进展非常顺利,速度很快。夜以继日的创作他也不觉得累,30多万字的第一部很快封笔。

《大刀记》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山东、上海、四川、山西、吉林、浙江、福建、黑龙江、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的出版社都出版重印了长篇小说《大刀记》。其总印数大约有300多万套,四个版本的连环画(山东版、黑龙江版、河北版、辽宁版)约出版了3000多万套,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相当广泛,创造了当时出版界的奇迹。但父亲生活依旧艰苦,他未得到一分钱的稿费和政治上的任何提升,后来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人们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父亲在深入生活中发现人民群众的美,在大家忙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在埋头写歌颂老革命抗战故事的《大刀记》,他总是跟不上形势,所以他总是游荡在文学史的边缘,没有在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还被误读。这不能不说是“四人帮”极左路线带给文学和文学史的悲哀!郭澄清个人的悲哀又算得了什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领导屠岸先生这样回忆说:“《大刀记》出版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就联播了,好多个省台也进行了联播,中央台就是不广播,这个是‘四人帮’控制文艺创作的时候,究竟是‘四人帮’什么人具体操办的,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于会泳那时是文化部长,他干预了此事,我是记得清楚的。在‘文革’这个历史悲剧面前,他要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良知就是忠于人民)是多么的难啊!在逆流当中,他要进行斗争,但斗争是有一定限度的,再过一点,你自己就被粉碎了。把你抓起来枪毙,在那时可不是一句笑话,那时候‘四人帮’枪毙的人不少啊。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状况下,又要保护自己,又要坚持自己。”他还说:“《大刀记》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他是个非常负责任,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刀记》当时没有遇上他,可能还会经历更大的曲折。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原稿《大刀记》,总算了了我们的一桩心愿,要不然的话,我们总觉得欠着他一笔账。新版出版前,我跟社里的领导打招呼,我说‘《大刀记》是郭澄清一辈子最重要的作品,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虽然当时出版的《大刀记》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可不完全是郭澄清自己的想法,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控制下,违心地进行修改的版本,当时虽然出版了,但他是不满意的。’没能按照作家自己的意愿出版,总归是挺大的遗憾。虽说账不能算到我们出版社的身上,该算到‘四人帮’的身上,但是呢,书毕竟是通过我们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心里总觉得像压了块石头。”这个账的确应算在“四人帮”身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没少跟着担惊受怕、受累。虽说2005年恢复出版了,但只能说是部分恢复,因原本要写的第三部被“四人帮”干扰的没写成。第二部被拉长全本质量必然受影响,那都是没法弥补的了。

第二部《火燎荒原》也开始构思,他也胸有成竹。因为父亲手中有一部1966年写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的清样稿,很多篇幅可为《大刀记》所用。还有他多年在老抗日英雄那里积累的战斗事迹和故事,也不困难。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手稿清样而没有书呢?1966年父亲写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据当时的出版社领导阙道隆和著名编辑张羽同志回忆:为组这篇稿他们到郭澄清同志的家乡宁津县待了一个多月。手稿交到出版社,很快就打出了清样,设计出封面。父亲接到出版社寄回的校对稿后积极校对,希望能尽快出版见到新书。突然,“文革”开始了,工厂停产闹革命,出版社领导被批斗,工作瘫痪了。手稿没了,封面也不见了。父亲的手里就剩下这本校对清样了。

《大刀记》的出版,使父亲郭澄清名声大振,随之也带来了灾难。

后来,在198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每本定价1.9元。这对病重中的父亲是一个安慰,他很高兴,让我们用并不多的稿费买了很多书,他要作为礼物送给去医院看望他的人。但是书中没有前言和后记,对先前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交待,书的名字也改为《决斗》。

1975年大约10月左右,当时的省文化局党组书记赵其昌带着国务院文化部的文件及山东省委的口头通知开车来到郭皋老家,通知父亲马上去北京开会。当时就开车把父亲送到德州火车站,买了票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后来才知道是‘四人帮’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18位作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主要是要大家创作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四人帮”爪牙按其主子的旨意给与会人分别下达了任务。他们要求父亲写一部丑化周总理的中篇小说,要求把周总理刻画为曹操式的人物。父亲对‘四人帮’搞“帮派文学”极为反感。他认为文学有其时代责任担当,但绝不能成为少数人心怀不轨,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具。对让他写丑化周总理的小说非常气愤。他当即认定:这是个人格问题,宁可挨批,再次进牛棚,决不可昧着良心,写迎合他们而违背人民心愿的文章(摘自当年山东青年报记者刘德亮的采访稿)。

《大刀记》其实在父亲心中已酝酿多年,可以说是他近二十年创作史的一个集合部。第一部写完他自己很满意。第二部前面也已介绍。第三部《光满人间》,父亲想写一部解放后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和农村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有他近20年深入农村写出的近百篇反映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经历,写起来应该是轻车熟路、手拿把攥,一定能写的更精彩。父亲信心满满,对这部他心目中的《大刀记》雄心勃勃,充满憧憬和期待。

从北京回来后父亲没回省城,直接回到了郭皋老家。他对这个会是排斥的。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起:在会上贺敬之副部长曾和他有过一次单独交流,是朋友式的促膝谈心。贺敬之同志说:“文艺创作不要东风来了跟着东风,西风来了跟着西风,要写自己心中确实感受的东西。”多少年后在整理父亲的书稿时,我还见到了他写给贺部长信的草稿,主要内容就是他表达了对这次谈话内容的极为赞同。只是字写的大小不一,也不太漂亮,比他病前写的那手漂亮的楷体字差的太多了。当时在会上文化部长于会泳点着父亲的名说:“郭澄清你写了《大刀记》,还没有写一篇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你回去后必须写一部,起码是个中篇。”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布置下来,并要求回去后要传达布置任务,号召大家写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

当年《大刀记》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谢永旺同志是这样回忆的:“1972年的夏天,澄清同志写出了《血染龙潭》,邀我到山东看稿。这次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喜悦。作品厚实,有独到的特色。语言尤见功力,以北方农村的口语为主加以提炼,又融入了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农村生活场景和习俗同样具有浓厚的平原气息,显得爽朗开阔。农民的贫穷困苦和坚毅的斗争精神,以及人群之间的人情之美,一个个生龙活虎,形神兼备。在1971、1972年那个年代,“五四”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优秀作品,除了鲁迅,几乎没有再版。真正称得上文学创作的实属凤毛麟角,在这种近于窒息的文学氛围下。读到一部有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稿,愉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时他也有一个担忧,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一部写清末明初农民的苦难和自发斗争的故事,没有写党的领导能通过吗?谢永旺同志回到了北京向出版社领导作了汇报。他的担忧也得到了证实。

父亲没回济南汇报,省文化局的领导着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来通知父亲去北京开会的省文化局党组书记赵其昌和党组成员祖敏同志立即赶到了宁津郭皋村老家,询问会议情况。父亲简单作了汇报,然后向领导提出:我还是想写我熟悉的东西,想继续完成《大刀记》的第三部《光满人间》,领导们只是笑了笑,没表态,就回去了。

按照当时对重点文稿的通常做法,先印征求意见本在出版社内外广泛听取意见。很快《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200本征求意见本就印出来了,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征求意见。果然出现了分歧意见。对于作品的文学艺术特色水平没有异议。突出的问题就是缺少党的领导。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屠岸、严文井、王致远及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大刀记》这个优秀的长篇小说,于是提出让作家来北京商量修改之事。

《大刀记》出版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及省文化局,为郭澄清召开了庆祝会,山东省委并发文号召“向郭澄清同志学习”,还专门给父亲拍了一个电视宣传片。当年山东作家还有两部作品出版,李向春的《煤城怒火》、牟崇光的《烽火》,都受到了好评。省委为鼓励广大文学创作工作者,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山东省文学创作大会”。父亲当时是省文化局党组成员、省创作办公室主任,让他主持会议。这样父亲就从宁津老家前往泰安。在泰安火车站父亲受到有关领导和老同志的热烈欢迎。山东知名老作家刘知侠同志热情洋溢,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在场的老同志还有:董均伦、王希坚、王安友、包干夫、苗得雨、孔林等。大家相见分外亲切。按说在会上父亲应该传达一下北京会议精神,但他只字未提,只说了一句:“系好鞋袢大干快上写出人民喜爱的好作品。”老作家、诗人苗得雨同志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此事。散会后父亲就直接回到了老家宁津县郭皋村,继续写他的《光满人间》,也就是后来的《千秋业》。

其实,父亲也一直在积极要求进京,他心里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原稿出版的想法。父亲来到了出版社,应他的强烈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父亲想当面向大家解释一下《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里为什么没写党的领导原因。正像前面所介绍,第一部它主要写的是:清末民初鲁北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勤劳勇敢、富有反抗精神的鲁北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自发地开展英勇斗争的那段生活,由于缺乏统一正确领导,虽说给予了封建统治阶级一定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但绝大多数都被官府镇压,惨遭失败而告终。这也为《大刀记》第二部《火燎荒原》人民群众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了铺垫。那时候鲁北农村还没有出现党的组织(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鲁北在1937年7月才出现党的领导,1937年10月建立了鲁北特委,也有说是冀鲁北工委的)。但在会上少数有一定身份的人仍坚持没有写党的领导不能出版。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年代谁还能、谁还敢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呢!好像听父亲说过为出版之事他还找过浩然同志寻求帮助(他们是早年在河北时因文学相互倾慕而结缘的朋友),因当时他的影响更大一些。但一切努力均宣告失败。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返乡继续修改作品。

这期间,《人民文学》《山东文学》纷纷向父亲约稿,在那个政治背景下,父亲未交出任何作品。“四人帮”并未放过父亲。派爪牙到父亲老家蹲在那里催稿,并对他说:与你一起开会的人,大多数都交稿了,就你什么都没写。然后还暗示父亲,你要能按期交稿,就能提拔之类的话。但父亲至死都没给“四人帮”写出只言片语。

那时父亲的压力非常大,改吧,不实事求是;不改吧,又通不过,不能出版,一切心血付之东流。他感到无法向领导交待,更无颜见家乡父老。父亲的痛苦和压抑难以表达。在以后艰难的改稿生活中,经常看见他写了撕、撕了写。烦躁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种树,他那哪是种树,更像是发泄,在他的“合理密植”下院子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树。我们当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能看出他的不顺心。我心疼他,就默默地帮他挑水,浇树。还经常帮他按摩,父亲不说停我绝不停手,经常累得一身汗。我的弟弟郭洪庆、郭洪林,还有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郭志明同志也经常来家里帮我父亲按摩。父亲在老家的炕桌上写稿,煤油灯下,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着那廉价的烟,因为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改稿这些日子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

正如当时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的:“在严酷的政治与文化专制情势下,所谓修改,实际上使作者和编辑都处于两难境地。没有写党的领导不行,写了就行了吗?更不行。依照当时的说法,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前期,北方的党组织实行的是‘错误路线’。有位社领导特意请教了一位当时已经出面工作的老干部,回答很干脆:山东有党,但是王明路线。如此说来,歌颂错误路线,岂不成了一项“罪行”?

在“四人帮”当道时期曾一度提出这样的理论: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老干部就是他们说的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而父亲书中歌颂的人物就是标准的“吃过糠、负过伤、扛过枪”的老干部。您想能给出吗?谁敢出版《大刀记》呀!

作为《大刀记》的终审编辑屠岸先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说:“我是197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主任的,当时没有正主任,只有三个副主任,我是第一副主任。当年我们拿到《大刀记》稿子以后,非常重视,像这样有份量的长篇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英雄就是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但是在党成立以前呢?中国从古至今,出了多少英雄豪杰?那个时候没有党的领导,那时候难道就没有英雄人物了吗?那岳飞、文天祥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些肺腑之言现在敢说,在当时能表达吗?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父亲当时心里憋了一股气,但还是对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了极大地理解。接受现实,继续回去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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