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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器”如何铸就:百年《辞源》的工匠精神

《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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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100余年的编写和出版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出版人和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说,“所有伟大的出版家(或者自己愿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

197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座谈会,陈原主持会议,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参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一步将“工匠精神”推演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在字面的意义上,“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做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工匠精神承载着更多的内容。一方面,工匠精神外在地体现为造物的品质和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内在地体现着造物者对造物的敬畏态度和精神追求。就造物者主体而言,工匠精神既体现着个体从业者的高贵素质,也体现着企业整体的崇高境界;既体现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明程度,也是人类发展进入到企业化、产业化阶段后,整个人类对其进化至今并导致其超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关键素质的总结和追忆,更寄托着人类对未来保持发展和繁衍前景的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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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信,走过120年沧桑岁月,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业和企业制度,引领中国现代知识文化发展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倚靠这种传承至今的工匠精神,始终保持着基业长青,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文化自信的典范和样板。其中1908年开始编撰、1915年出版,至今已修订至第三版,行销100余年、总计约近800万部的《辞源》,更是中国企业工匠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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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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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诞生

《辞源》五种版本定价表

堪称国之大器者,其价值和功用必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从编撰的缘起,到所含内容的功用,直至成书品质,都是辞书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国之大器。

■《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从1915
年出版至今,《辞源》的文化魅力始终不减,100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辞源》一直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人向中华文脉寻根探源的首选之典,成为中华文化的国祚之基。

■《辞源》100余年的编写和出版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出版人和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说,“所有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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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一步将“工匠精神”推演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在字面的意义上,“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做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工匠精神承载着更多的内容。一方面,工匠精神外在地体现为造物的品质和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内在地体现着造物者对造物的敬畏态度和精神追求。就造物者主体而言,工匠精神既体现着个体从业者的高贵素质,也体现着企业整体的崇高境界;既体现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明程度,也是人类发展进入到企业化、产业化阶段后,整个人类对其进化至今并导致其超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关键素质的总结和追忆,更寄托着人类对未来保持发展和繁衍前景的重望。

《辞源》第一版

工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信,走过120年沧桑岁月,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业和企业制度,引领中国现代知识文化发展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倚靠这种传承至今的工匠精神,始终保持着基业长青,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文化自信的典范和样板。其中1908年开始编撰、1915年出版,至今已修订至第三版,行销100余年、总计约近800万部的《辞源》,更是中国企业工匠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杰出代表。

《辞源》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统治和殖民文化风靡世界,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为挽救民族颓势,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一时间,既有保守势力抱残守缺,对新知识、新科技、新文化视而不见,一概排斥,拒绝引进;又有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激进派由于不了解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以革新为名要斩断传统文化的根脉。在这种情势下,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及《辞源》的编纂者们既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文化的接续和传承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陆尔奎这样阐释《辞源》编纂的时代背景:“癸卯、甲辰(1903、1904年)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他们大声疾呼“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陆尔奎《〈辞源〉说略》)所以,《辞源》的编撰首先关乎民族的文化素养,进而关乎国家的文化根基。编纂《辞源》这样的辞典,不仅能够传承文化,且能够用以提升国民素质、强国强种。

《辞源》诞生

正是这种心系家国的使命感和文化担当,促使《辞源》的编纂者立意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为汉字探寻根源,为汉字文化传承历史。从而铸就了《辞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出版宗旨,奠定了其作为国之大器的精神基础。

堪称国之大器者,其价值和功用必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从编撰的缘起,到所含内容的功用,直至成书品质,都是辞书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国之大器。

以辞书培护中国文化之根

从1915年出版至今,《辞源》的文化魅力始终不减,100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辞源》一直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人向中华文脉寻根探源的首选之典,成为中华文化的国祚之基。

张元济曾立志“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为此,商务人把培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志愿寄托在《辞源》上,使《辞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通过语言文字的路径探寻中国文化之源的独到者,在保存、培护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其他产品无法比拟的作用。《辞源》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培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辞源》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统治和殖民文化风靡世界,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为挽救民族颓势,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一时间,既有保守势力抱残守缺,对新知识、新科技、新文化视而不见,一概排斥,拒绝引进;又有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激进派由于不了解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以革新为名要斩断传统文化的根脉。在这种情势下,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及《辞源》的编纂者们既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文化的接续和传承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陆尔奎这样阐释《辞源》编纂的时代背景:“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他们大声疾呼“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所以,《辞源》的编撰首先关乎民族的文化素养,进而关乎国家的文化根基。编纂《辞源》这样的辞典,不仅能够传承文化,且能够用以提升国民素质、强国强种。

首先,为中华文化培护好最重要的语言文字根脉。《辞源》是一部“以语词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式的现代辞书”,她收录了1840年以前来自中国古代传世典籍的词语,其中包括大量文化、名物词语,《辞源》中对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和历代发展做出解释,梳理了这些词语音与义的发展源流。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文字之根、之源,正是《辞源》最具价值之处。这也使得她自问世之日起,就以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式教育的必备工具书,成为几代中国文人、学者的案头至宝。

正是这种心系家国的使命感和文化担当,促使《辞源》的编纂者立意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为汉字探寻根源,为汉字文化传承历史。从而铸就了《辞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出版宗旨,奠定了其作为国之大器的精神基础。

其次,《辞源》着意贮存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体系,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享有独立尊严的保证,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以辞书培护中国文化之根

《辞源》的“百科”概念有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参照了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印记。《辞源》保存的是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例如
“文化”一词,现代有几百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晋代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如“经济”,现代有多种释义,《辞源》只收录了“经国济民”一个释义。可见,《辞源》的编纂宗旨使得她能够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至于用外国的和现代的意义去附会古代词语,这样就形成了清晰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张元济曾立志“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为此,商务人把培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志愿寄托在《辞源》上,使《辞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通过语言文字的路径探寻中国文化之源的独到者,在保存、培护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其他产品无法比拟的作用。《辞源》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培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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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中华文化培护好最重要的语言文字根脉。《辞源》是一部“以语词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式的现代辞书”,她收录了1840年以前来自中国古代传世典籍的词语,其中包括大量文化、名物词语,《辞源》中对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和历代发展做出解释,梳理了这些词语音与义的发展源流。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文字之根、之源,正是《辞源》最具价值之处。这也使得她自问世之日起,就以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式教育的必备工具书,成为几代中国文人、学者的案头至宝。

《辞源》第一版立封

其次,《辞源》着意贮存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体系,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享有独立尊严的保证,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第三,《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辞源》的“百科”概念有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参照了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印记。《辞源》保存的是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例如“文化”一词,现代有几百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晋代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如“经济”,现代有多种释义,《辞源》只收录了“经国济民”一个释义。可见,《辞源》的编纂宗旨使得她能够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至于用外国的和现代的意义去附会古代词语,这样就形成了清晰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辞源》还是沟通古今、辅助今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津梁。帮助培养既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新人,也就是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从而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使命。

第三,《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三修《辞源》

《辞源》还是沟通古今、辅助今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津梁。帮助培养既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新人,也就是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从而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使命。

作为国之大器、国祚之基,《辞源》断不只是逞一时之用,它拥有成为千秋巨制、万代国宝之志;拥有泽被万代、代代相传之愿。陈原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中评价《辞源》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现代化”辞书。他说,“被称为‘百科辞典’的类书,应当说,在我国始于《辞源》”。

三修《辞源》

到1931年,《辞源》已“销行达数十万册”。而《辞源》成为品牌辞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她甫一出版,即已开始补充修订。正编出版之后,商务即延请方毅、傅运森为编辑主任,组织十余人开始续编。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7年由傅运森主持,把正编、续编合订为一册,于1939年6月出版。又于1939年开始新的增补工作,先后历时十年左右,留下后来被商务人称为“贴稿”的未出稿。

澳门新葡亰登录,作为国之大器、国祚之基,《辞源》断不只是逞一时之用,它拥有成为千秋巨制、万代国宝之志;拥有泽被万代、代代相传之愿。陈原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中评价《辞源》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现代化”辞书。他说,“被称为‘百科辞典’的类书,应当说,在我国始于《辞源》”。

至1949年,《辞源》约计印行190万余部。《辞源》出版后的一则广告这样推荐:“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到1931年,《辞源》已“销行达数十万册”。而《辞源》成为品牌辞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她甫一出版,即已开始补充修订。正编出版之后,商务即延请方毅、傅运森为编辑主任,组织十余人开始续编。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7年由傅运森主持,把正编、续编合订为一册,于1939年6月出版。又于1939年开始新的增补工作,先后历时十年左右,留下后来被商务人称为“贴稿”的未出稿。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百废待兴。1957年冬,毛泽东主席的湖南老乡舒新城前往北京,专程汇报他受毛主席委托修订《辞海》之事,这次会上将京沪两地分别修订《辞海》和《辞源》提上日程。1958年春,商务印书馆提出修订《辞源》设想。同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该小组拟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计划要点》将“《辞源》修订本”列为长远规划中词典工具书的一种。为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分工,规划小组要求将《辞源》由综合性百科辞书,修订成一部大型的古汉语,包括古代人、地、器物、典章、制度的辞书。商务印书馆再一次顺应时代之需,启动《辞源》修订。设置了由吴泽炎任组长的“辞源组”。
1964年,《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出版。1965年,修订稿第二分册完成一半,第三、四分册完成初步加工,由于文革停顿下来。

至1949年,《辞源》约计印行190万余部。《辞源》出版后的一则广告这样推荐:“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1975年夏,《辞源》修订工作再次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中批准了这个包括《辞源》修订在内的我国第一个辞书编印长期规划。中央指定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分别成立修订机构,和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共同承担修订工作。1976年《辞源》修订正式启动,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任总编纂。1979年9月,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书——《辞源》第一分册出版,印20万册。1983年,《辞源》修订本第四分册出版,修订本全部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百废待兴。1957年冬,毛泽东主席的湖南老乡舒新城前往北京,专程汇报他受毛主席委托修订《辞海》之事,这次会上将京沪两地分别修订《辞海》和《辞源》提上日程。1958年春,商务印书馆提出修订《辞源》设想。同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该小组拟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计划要点》将“《辞源》修订本”列为长远规划中词典工具书的一种。为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分工,规划小组要求将《辞源》由综合性百科辞书,修订成一部大型的古汉语,包括古代人、地、器物、典章、制度的辞书。商务印书馆再一次顺应时代之需,启动《辞源》修订。设置了由吴泽炎任组长的“辞源组”。
1964年,《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出版。1965年,修订稿第二分册完成一半,第三、四分册完成初步加工,由于文革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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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辞源》修订工作再次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中批准了这个包括《辞源》修订在内的我国第一个辞书编印长期规划。中央指定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分别成立修订机构,和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共同承担修订工作。1976年《辞源》修订正式启动,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任总编纂。1979年9月,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书——《辞源》第一分册出版,印20万册。1983年,《辞源》修订本第四分册出版,修订本全部完成。

197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座谈会,陈原主持会议,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参会

1989年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台湾印行《辞源》修订本,使《辞源》得以在海外华语世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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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启动第三版《辞源》修订。2015年在诞生百年之际,《辞源》第三版出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并在全球同步首发。

1979年湖南省修订《辞源》工作组全体同志合影

《辞源》第三版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辞源》第三版在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老挝等国家同步上市,为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1989年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台湾印行《辞源》修订本,使《辞源》得以在海外华语世界流行。

《辞源》最初问世之际,满足了当时中国国民普及文化教育、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满足了成长中的现代化国家奠基文化的需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满足了当时读者研究文化遗产和解决阅读古籍疑难问题的需求;《辞源》第三版问世于中华民族开启伟大复兴之际,则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200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启动第三版《辞源》修订。2015年在诞生百年之际,《辞源》第三版出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并在全球同步首发。

正是不断地在修订中吐故纳新,《辞源》才能真正常用常新,将一代又一代国人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努力和学问承载下来、传递下去,泽被万代。

《辞源》第三版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辞源》第三版在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老挝等国家同步上市,为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辞源》品牌之铸就

《辞源》最初问世之际,满足了当时中国国民普及文化教育、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满足了成长中的现代化国家奠基文化的需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满足了当时读者研究文化遗产和解决阅读古籍疑难问题的需求;《辞源》第三版问世于中华民族开启伟大复兴之际,则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刘奇葆同志在商务创立120年之际到商务调研时特别提到:“辞书出版、学术出版最讲究‘慢工出细活’……正是依靠老一辈编辑家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辞源》才成为传世之作。要把这种精神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不断提升图书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格调品位、艺术境界,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正是不断地在修订中吐故纳新,《辞源》才能真正常用常新,将一代又一代国人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努力和学问承载下来、传递下去,泽被万代。

人类因为具有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而成为世界主宰和万物之灵,而只有通过创造实践,才能呈现出思想和精神的模样。如果没有创造实践,人的高贵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就无从附丽、无法呈现。人类文明是由造物文化所成就的,造物是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的体现形式。人和物互为表里,在造物里有人的精神和情感、技能的寄托,而人,需要靠他所造之物来托出和成就。一个人的造物是这个人的精神的投射和具象,一个企业的造物是这个企业精神和追求的展现,一个民族的造物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聚集的几代出版人、学者的热情投入与责任担当,铸就了《辞源》这一民族品牌。在《辞源》百多年的修订、打磨中,众多文化前辈、学界领袖、业内精英,先如张元济、陆尔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又如叶圣陶、陈原、胡愈之、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等,再如何九盈、王宁、董琨等,都曾投身其中,勉力而为,为《辞源》的常用常新集薪聚火,使《辞源》成为一部不只是阅读古籍的工具书,更是中国知识人士、出版企业家坚持文化教育初心、坚守传统文化信念、传承工匠精神的一座丰碑。《辞源》凝聚着大国的工匠精神,是中国几代智识人士的家国情、民族魂的物质呈现。

《辞源》品牌之铸就

《辞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品质的执着坚持和追求、对细节的苛刻要求和把握;就是将产品能够长久造福于世作为首要目的,努力追求产品的最优的过程坚持。

刘奇葆同志在商务创立120年之际到商务调研时特别提到:“辞书出版、学术出版最讲究‘慢工出细活’……正是依靠老一辈编辑家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辞源》才成为传世之作。要把这种精神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不断提升图书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格调品位、艺术境界,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谈到编纂过程中苦心孤诣的严谨和锱铢必较的认真:“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穷搜冥索,所用以自劳者。惟流分派别,忽逢其源,则騞然尽解,理得而心安。”

人类因为具有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而成为世界主宰和万物之灵,而只有通过创造实践,才能呈现出思想和精神的模样。如果没有创造实践,人的高贵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就无从附丽、无法呈现。人类文明是由造物文化所成就的,造物是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的体现形式。人和物互为表里,在造物里有人的精神和情感、技能的寄托,而人,需要靠他所造之物来托出和成就。一个人的造物是这个人的精神的投射和具象,一个企业的造物是这个企业精神和追求的展现,一个民族的造物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聚集的几代出版人、学者的热情投入与责任担当,铸就了《辞源》这一民族品牌。在《辞源》百多年的修订、打磨中,众多文化前辈、学界领袖、业内精英,先如张元济、陆尔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又如叶圣陶、陈原、胡愈之、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等,再如何九盈、王宁、董琨等,都曾投身其中,勉力而为,为《辞源》的常用常新集薪聚火,
使《辞源》成为一部不只是阅读古籍的工具书,更是中国知识人士、出版企业家坚持文化教育初心、坚守传统文化信念、传承工匠精神的一座丰碑。《辞源》凝聚着大国的工匠精神,是中国几代智识人士的家国情、民族魂的物质呈现。

方毅在《〈辞源〉续编说例》中说到词典编纂中精雕细琢的工作方式,“各科系统,皆经科学专家严格审查,分别去取。而学说有新旧,试验方法有繁简,皆取最新最通行之学说,于排校时随时损益改纂,往往一条易稿数次,并由各专家负责签字以期尽善”。

《辞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品质的执着坚持和追求、对细节的苛刻要求和把握;就是将产品能够长久造福于世作为首要目的,努力追求产品的最优的过程坚持。

吴敬恒《〈新字典〉书后》提到陆尔奎在编辑《辞源》时,从早到晚、专心致志查考词条,连与亲友通信都顾不上。“每有一条,而经历数十易,一语而思索数十日,犹以为未可。稿成而毁弃者屡,板就而阁置者又屡。……此固非书贾巨翦之业,乃名山着作之事。”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谈到编纂过程中苦心孤诣的严谨和锱铢必较的认真:“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穷搜冥索,所用以自劳者。惟流分派别,忽逢其源,则騞然尽解,理得而心安。”

对产品不断打磨、精细雕琢是工匠精神在产品制造中的一种体现。具体在词典编纂中,则是通过对一部词典的不断修订,使其不断跟上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知识和内容。吴泽炎便提到过修订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覆核全部书证,逐条查对引文,加注篇目,更换更为接近语源的书证,从而提高书证的从属地位,使《辞源》原有的“沿流溯源”“由源竟委”的特点更鲜明突出。

方毅在《〈辞源〉续编说例》中说到词典编纂中精雕细琢的工作方式,“各科系统,皆经科学专家严格审查,分别去取。而学说有新旧,试验方法有繁简,皆取最新最通行之学说,于排校时随时损益改纂,往往一条易稿数次,并由各专家负责签字以期尽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商务印书馆正是用树木树人的标准打造图书产品,因此,她的每一个传承有年的图书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销且长新。这其中作者、特别是作为出版者的商务对图书精益求精的打磨,几代人的心口相递,对每一个图书产品的爱护与维护,造就了图书产品无限的生命力。这正是一种贯注于图书字里行间,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这种工匠精神,铸就了商务的文化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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