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世界文学 › 庾信一生曲折,既经历了荣华富贵,又饱尝社会动荡之苦

庾信一生曲折,既经历了荣华富贵,又饱尝社会动荡之苦

本文乃作者噜的传说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杜甫的庾信论及其原始语境

我国古代的大诗人也是灿若星河、代出不穷。在历史上南北朝中后期,就有这样一位诗人,他既是南北文化融合,特别是反映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代表,又对灿烂无比的唐代诗歌创作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影响深远。而且,这位诗人一生曲折,既经历了荣华富贵,又饱尝社会动荡之苦,生活的复杂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加了超越同时代作家的深度,所以他的文学作品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千百年来,受到后人的推崇与称赞。

庾信在传统的史学叙述中,得到的评价往往不佳,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入北之后的历仕数朝,二是早期作品的绮艳靡丽。关于庾信是否失节,历来都有学者为其辩护;而杜甫的评价恰恰完美地对他早年宫体诗的创作史进行了回避,庾信前后期的作品被截然分开,并形成等级性的差异。这在后世的学者中得到了广泛认可,四库馆臣在引述史书中对庾信的非议之后,便如此为他辩护:“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提要》)。与杜甫相同,馆臣对庾信的前后期创作也采取了刻意的断裂和区分。庾信以年龄和诗艺的演进完成了对早期作品和经历的扬弃,并最终成为可无非议的优秀诗人。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1

杜甫“老更成”的说法无疑是一种相当具有感染力的表述,它不仅在庾信接受史中起到转关的重要作用,“老”在此后甚至被视为一项最值得追求的审美范畴,关于其在诗学观念史上的位置,我们将在后一节加以阐述。

这位大诗人,就是庾信。庾信从梁天监年间到隋开皇年间,历经四朝十帝,半生坎坷,饱经风霜。他那跑南闯北、前后迥异的复杂经历,使他的文学天赋得到充分发挥,动荡时代和艰难岁月给他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推动他走上了光辉的创作道路,从而取得杰出的文学成就。他早年在江南山水佳丽的环境中成长,过着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入仕后飞黄腾达,恩宠有加,导致前期创作色彩绚丽且又艳俗轻佻,意义不大。

如果将杜甫的相关表述返回到最原始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更多耐人寻味的因素。杜甫对庾信的反复提及都已为研究者耳熟能详,他们大多认为杜甫对于庾信的认识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早期的“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作于安史之乱前,表明杜甫对庾信的风格认知还只停留在“清新”的层次上;安史乱后的两处论述则表明杜甫对庾信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2

我们先对其中的一首进行分析:

中年以后,适逢世道巨变,国破家亡,个人的痛苦遭遇与民族的深重灾难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赋予其作品深刻的思想性,绝非在南朝时那些志得意满、吟风咏月之作可比拟。庾信流落北朝,感慨万千,悲痛异常,情动于中,言之于外,化为一曲曲悲歌,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深厚的生活体验和饱满的爱国爱乡激情,正是他之所以成为卓越诗人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诗歌史上,庾信是六朝的殿军,文是初唐四杰的先锋。

《咏怀古迹五首》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3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不仅集六朝之大成,而且在诗赋上的创作、革新对中国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对唐代文学,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创作,影响更不容忽视。在历史上,第一个给庾信较高评价的是北周的膝王道。他高度赞扬了庾信的才华和在诗赋上的突出成就,并指出庚信晚年艺术风格趋向新奇,但他忽视了庾信作品中重要的思想特点即“乡关之情”;倒是唐代几位史学家如李延寿、令狐德荣对庾信的评价中,看到了庾信对故国的眷眷情思;应该说,在唐代最理解同情庾信并给予他高度评价的是伟大诗人杜甫。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4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杜甫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令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等诗句,准确地概括了庾信的艺术风格,特别肯定了庾信后期创作的成功,指出他晚年诗赋之所以能深深感动人、扣人心弦,是生活使然。艰难玉成了诗人,萧瑟的生平,再加上他那支凌云健笔,使他写出惊天动地的艺术作品来。杜甫在临终前所写的一首《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幕府亲友》中,还念念不忘庾信,说:“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足见杜甫多么同情庾信,同时也看出庾信对杜甫的影响,他们在遭遇上和创作风格上都有相似之处。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5

由于被系为“咏怀古迹五首”的大标题之下,读者很容易将此视为对庾信的直接评述。明清以来的一些学者对此这一组诗的标题曾有过讨论,这里引述如下:“朱鹤龄注:‘吴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王嗣奭《杜臆》:‘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迹以咏怀,非咏古迹也。’浦起龙云:‘此题四字,本两题也,或同时所作,讹合为一耳。’‘(第一首)咏怀也,与古迹无涉,与下四首亦无关会。…且诗中只言庾信,不言其宅,而宅又在荆州,公身未到,何得咏及之?”
[1]朱鹤龄与浦起龙都倾向于认为这一组诗歌本为两组,与庾信有关的第一首标题应该为《咏怀》,除去情理上的分析,朱氏还举出吴若本为证。吴若本今日已不可见,姑且不去争论这一组诗的文献原貌;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历代的学者都发现了第一首的特殊之处,即其作为自我咏怀的主题,这与后四首有着显著的区别。前六句全然是杜甫诉说自身的经历和情感,“暮年诗赋动江关”,江关指长江沿岸的关隘,庾信暮年从未回到江南;这首诗作于夔州时期,杜甫最优秀的一批作品也确实于这一时期在长江沿岸被创作出来;我们固然可以将这一句理解为庾信暮年的诗赋已经在故国的土地上引发震动,作为一首咏怀诗,杜甫的潜在话语更像是把自己与庾信相契合,由此而得出“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表述。正如谢榛所论,“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词赋动江关。’托以自寓,非称信也。”
[2]

此后,历代文学评论家对庾信各有所论,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肯定庾诗“不独清新,其气韵尤为深隐”的赞美之词,庾信是受之无愧的。庾信用自己的心灵和满腔挚情,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灿烂、深沉、凝重的篇章,当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谁也无法否认庾信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的地位;谁也不能不为庾信创作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拟咏怀》等杰作叹为观止,感慨不已。这就是庾信,一位典型的中国古代诗人,一座引人注目的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的纪念碑。

另一首《戏为六绝句》更为人所熟知,也是“老更成”说的直接出处: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与前一首不同,这首诗无疑可以视为对庾信的直接评论。此外,《戏为六绝句》的自寓特征也被历代学者所指出,如《岁寒堂诗话》卷下:“此诗非为庾信王杨卢骆而作,乃子美自谓也。方子美在时,虽名满天下,人犹有议论其诗者,故有‘嗤点’‘哂未休’之句。”
[3]《读杜二笺》上:“题曰《戏为六绝句》,盖寓言以自况也。…然则当公之世,群儿之谤伤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发其意。”其主题未必全如前人所云为反驳他人对自己的责难,至少杜甫在庾信身上寄托了自我的文学追求。这组诗歌在二王本编次中位于成都时期,黄鹤也将其系于草堂时期的上元二年。杜甫当时已五十岁,亦同庾信一样迈入人生的老境。杜甫在晚年曾表达过自己与庾信的契合之处,“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正如研究者大多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对庾信的关注从“清新”转向“老更成”,这与杜甫的个人遭际和年岁增长不无关系。我们都熟悉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表白,他无疑也将老境视为文学成就高峰的到来。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杜甫的庾信论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成分,可以归结为以个人遭际和情绪对庾信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这一表述未必经过严密的论证,但确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的高妙之论,其真正的言外之意则是自己晚年文学高峰的即将到来。

庾信晚期风格的指认与被接受

杜甫的庾信论的核心观点是庾信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人对庾信的评价大多未能逃脱这一模式,甚至还导向了对庾信前期作品的否定;这在杜甫之前是从未出现的现象。我们试举《周书•庾信传》中的描述以相对照:

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於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馀文人,莫有逮者。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

从唐初史臣的评述中,看不出其前后期作品的显著差异,只是点明入北之后的碑志写作和乡关之思,更不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差异。“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令狐德棻等人眼中的庾信文章主要盛行于梁代,而并未将庾信晚年的创作视为其主要风格,这与杜甫有着显著的差异。

即使在杜甫拥有崇高地位的宋代,这一分期似乎并未得到宋代诗论家的重视,他们倾向于将此视为杜甫的自寓;庾信地位的升格则表现在,诗论家开始反复引证杜甫的庾信的艺术渊源,这与杜甫的夫子自道是分不开的。尽管如此,庾信的诗歌风格仍被简单地概括为“清丽”,杜甫对庾信的接受也主要限于语汇和句法,少有人认同杜甫对庾信晚期风格的发现。这可能与宋代的文学史观念有关,宋人大多持有一套严密的诗歌等级序列,而齐梁直至唐初的诗歌,与晚唐相似,位于诗歌史发展的最底层。[4]
所以尽管杜甫对庾信的晚期风格不吝赞美,宋代诗论家对此大多不置可否,正如研究者所标明,宋代的庾信接受史进入了“平静期”。

但尽管如此,杜甫的庾信论依然深入影响到了宋代诗学的发展历程。杜甫论述中的核心概念“老”,在宋代正式进入诗学话语中,并得到了众多诗人的引述与赞同。蒋寅认为,“老进入诗文评的过程尚不清楚,但可信是从老成的义符及义项发展出来的。…不过在杜诗中,同时也有单用‘老’评价艺术风格的例子…老在此显然意味着作者晚年成熟的境界,完成了由衰顿之义向老练之义的转变。”
比起唐代其他关于“老”的零星论述,杜甫的诗句无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老从宋代开始成为古代诗歌美学最重要的价值概念之一,为元明以后的诗家所承传、发扬。”[5]关于这一概念在宋代的发展,研究者已有充分的论述。
[6]“老更成”不能完全等同于“老成”,宋人所津津乐道的“老”大多包括时间的历练,当时出现了大量强调诗人晚期成就和新变的论述,“荆公暮年作小诗”、“东坡过海”和黄庭坚的黔南诗一直是宋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值得重视的是,这一理论的出现与庾信和杜甫的激发是分不开的,理应被纳入到庾信接受史的讨论范围中。

尽管宋人一再用“老”来评诗论诗,却几乎未将这一概念加诸庾信之上,可见人对庾信后期风格的存在并不那么认同。伴随着“老”这一诗学范畴的逐渐被接受,杜甫对于庾信晚期风格的认定也重新得到了关注。明代杨慎等人最初对杜甫的庾信论进行诠释,并重新将“老”这一高等级的概念用于对庾信的评价中。到了清代,最明显的反映则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典判断: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4734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