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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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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1997年
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
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
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 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
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 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

顾廷龙题签的部分张元济研究文献

关键词:张元济;顾廷龙;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古籍;年谱;学术;先生;序跋;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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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树年先生题赠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年谱》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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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1956年10月31日庆祝张菊老九十生日摄影,前排中坐者为张元济,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顾廷龙,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张树年、第三人为张人凤。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密切的学术交流

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顾廷龙与张元济、叶景葵围绕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是否采用《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进行过讨论。顾廷龙认为,图书馆工作以图书分类最重要,由于古籍多属综合性质,完全采用近代学科分类,往往不切实际。叶景葵虽赞同四部分类法,但也提出了内心的疑虑,他认为:“惟中国文化日渐发展,新出之范围不仅哲学一门难以归纳。譬如蔽藏所有《殷虚书契》各编,既不能归入小学,又不能归入金石。又如《汉晋西陲木简》,非金石,又非雕刻。又如《安阳发掘报告》,及《城子崖》《貔子窝》诸书亦不能以地理古迹包括之。又如各种学报,各种季刊周刊之类,似非丛书。又如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之类,亦在国粹范围以内。中国地质地文之类,非地理所能概括。细思问题甚多。”(《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叶景葵所提出的以上种种问题,在当时图书馆界文献分类中是一个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文献等的大量产生,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开始受到冲击。1896年梁启超(1873—1929)编《西学书目表》,1904年徐树兰(1837—1902)编《古越藏书楼书目》,1919年陈乃乾(1896—1971)编《南洋中学藏书目》,均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另辟新路。特别是1933年至1936年柳诒徵(1880—1956)等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改良。顾廷龙十分赞成当年江苏省立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采用《四库全书》分类法而加以扩充的办法。此事后由张元济讨论定局。张元济对顾廷龙的建议展诵再四,认为“具见虑周藻密”,并就采用四部分类法复函顾廷龙谈了自己的想法:“《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移改究属少数,或去或留,事有未周,言之亦难成理。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牵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原表所增所析,经阁下再三斟酌,自无可议。”(《张元济书札》)这样,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重要业务在张元济远见卓识、颇具智慧的指导下确定了下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在问学期

间,顾廷龙先生在讲课与交谈中曾多次比喻,认为衣服是否合身,穿在身上才知道,四库分类法这件“衣服”,穿在古籍的身上正合适。1959年至1962年,顾廷龙在主编《中国丛书综录》时,也采用了四库分类加以扩充的方法,只是《中国丛书综录》不仅收录相对完备,检索十分便捷,注明收藏机构,其中的部、类、属的分类更加细密,而且在经史子集“类编”之外,新创“汇编”,细分为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独撰类等,成为中国现代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之作,于学术研究功莫大焉。

张元济的道德文章,为顾廷龙所景仰。顾廷龙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对张元济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菊生先生耆年硕德,经济文章,并为世重。余事致力目录、校勘之学,而尤以流通古籍为己任。数十年来巨编之辑印,孤本赖以不绝,其嘉惠后学,实非浅尠。综览先生行事,忠信笃敬,识胆具备,宜发为文章,词意并茂,语无空泛,洵足以信今而传后。”在合众图书馆的十数年中,张元济的言行举止,也时时影响感染着顾廷龙。“尝闻人言,先生每日早餐后,即伏案作书,书就即付商务印书馆通讯员汪志清君分发。大病稍痊,仍坐床上支坑几作书如常,数十年如一日。龙常往谒,尚亲见之。”(《张元济书札跋》)由于合众图书馆自创办起至解放后捐献,张元济始终其事,“龙因得追随左右者十余年,尤在其卧病中,数日不往谒,即以便条见招。使龙对版本之鉴别,图籍之保护,以及晚清之典章制度,薄有所知。”(《张元济年谱序》)

张元济利用合众图书馆里馆藏编辑《涵芬楼烬余书录》期间,由顾廷龙为其担任助手。当时张元济隔日便有便条交顾廷龙,顾廷龙则一二日必去张元济处一谈,学术交流甚密。由于顾廷龙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和文字训诂等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且做事十分认真,所以张元济在学术上十分器重和信赖顾廷龙。顾廷龙曾多次回忆起当年在张元济身边作为学术助手的美好时光。“曩岁承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仰床第,每忆旧作,辄口授指划,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盖其博闻强识,虽数十年如一日,此岂常人所能企及,谓非耄耋期颐之征而何?”(《涉园序跋集录后记》)《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后,张元济曾于1951年5月26日致书毛泽东(1893—1976)时曾专门附呈《涵芬楼烬余书录》一部,当年7月30日,毛泽东复函张元济,谓“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张元济年谱长编》)在《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文章中,顾廷龙也曾回忆道:“先生病后,记忆力仍很强,某字某名要查,而且要查原书,这种校勘工作,在‘合众’做最为适宜。”顾廷龙还或有为张元济代笔的情况,如1957年署名张元济的《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就是由顾廷龙代笔的。这种常年侍座的学术助手角色,使顾廷龙与张元济之间形成了忘年之交并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张、顾之间的学术情谊,还延及了两家数百年的世交,被视为奇缘。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回忆道:“早在1942年,张元济应顾廷龙之请,为其先人顾竹庵先生遗墨题了七绝一首:‘钢铁横行今世界,羽毛丰满不中书。应将笔阵销兵气,留与他年作楷模。’张元济得知顾廷龙得到了他八世族祖顾侠君藏书处《秀野草堂图》,兴致很高,为此图题写了《秀野草堂图跋》,详述顾、张两家三百年藏书历史。张元济又取出自藏查日华所绘《张氏涉园图》请顾廷龙题词,“敬乞赐题数行。务祈将先生交谊叙入。三百年世交,恐世间不多得也。”(《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9月)1943年8月17日,顾廷龙在《涉园图卷跋》中也记录下了这段张顾两家的文献奇缘:“今涉园与草堂皆赖图咏以留鸿雪,而两图又皆展转为楚弓之得失,卒得同庋于合众图书馆,为文献之征,亦奇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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