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网络文化与文学 › 太虚法师1928—1929年的德国之行

太虚法师1928—1929年的德国之行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1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太虚大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发动中国佛教改进运动,进而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求中国佛教的振兴,重新恢复中国佛教的世界地位。尽管太虚大师生前所发动的佛教改进运动多次遭受挫折,但他所创立的人生佛教理论和启导佛教改进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不朽的,因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佛教的奠基者而载入史册。

1928年太虚大师所乘的“安特雷朋号”停靠越南西贡时的情景

太虚大师(1889-1947)是我国现代著名高僧,他适应中国佛教由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需要,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发动佛教改进运动,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并将中国现代佛教理论推向世界。当代海外推行的人生佛教,国内提倡的人间佛教,皆与太虚大师的现代佛教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2

一、佛教“三种革命”主张的提出

卫礼贤、卜尔熙和太虚法师的合影

太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省崇德县人,幼年父母相继病故,五岁起依外婆寄居于修道的庵堂里,十六岁出家于苏州木渎小九华寺,士达监院为其剃度,“从临济派下,取名唯心”。后依师祖奘老于镇海玉皇殿,为立表字太虚。同年受戒于宁波天童寺寄禅法师。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3

太虚大师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出家后寄禅法师以唐玄奘的资质赞许,予以精心培育,使其对佛教理论打下了良好基础。后又受开僧界新学风先导者温州僧人华山的影响,接受近代新的学术思想。后又与革命僧人栖云相识,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动。他又与栖云随寄禅师到南京参加江苏僧教育会成立大会,与已在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肆业的诗友惠敏、开悟相见,“弥增爱好新学的热烈感情”。遂于次年入“祗洹精舍”学习半年。太虚大师归于杨仁老门下,对他日后的现代佛教思想以积极影响。1910年太虚大师应栖云的邀请,南下革命策源地广州。在广州他与革命党人接触,深受影响。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殉难于黄花岗。他作《吊黄花岗》七古以悼念,因此涉革命嫌疑,遭官兵的缉捕而离开广州。

合影背面卫礼贤简注

辛亥革命胜利后,太虚大师于1912年初抵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推行佛教革命。在南京得以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协进会得到赞可,遂应仁山之邀,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因佛教界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但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1913年1月3日,寄禅师在北京法源寺圆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会,太虚大师在追悼会上发表了佛教“三种革命”主张。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三种革命”作了说明,他说:“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产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他把“三种革命”的提出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史的第一期(1908-1914)的标志。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28年时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法师(1890—1947)前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夏,南普陀寺会泉长老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太虚法师于1928年8月11日从上海乘安特雷朋号(AndréLebon)邮轮,离沪西游,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院,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太虚大师的佛教三种革命主张,开始是以组织革命推行的,但由于当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革命势力受到打击,组织革命难以推行,感到首先应从学理革命入手。。他在《告徒众书》中说:“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至民国三年,受康之《大同书》、谭之《仁学》、孙之《三民主义》、严之《天演论》、章之《五无论》、及《民报》、《新民丛报》等之影响: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及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浪漫之佛教革命行动。已而鉴于政潮之逆流。且自审于佛陀之法化,未完成其体系,乃习禅普陀者三载。”

自19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使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涌现,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互动空间”(Interaktionsraum):“所谓互动空间是指形形色色的文明彼此持续发生接触的区域,在这里,尽管矛盾和龃龉时有出现,但是各种混合形式的新架构和新格局也在不断形成。”19世纪以来,人类真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信仰传播时代。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Mission)派遣马礼逊(RobertMor⁃rison)到达广州,成为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但因当时的中国政府禁教而只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活动。进入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新教差会陆续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包括米怜(WilliamMilne)、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eman)、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伯驾(PeterParker)、郭实腊(KarlFried⁃richAugustGützlaff)等。他们在南洋等地出版书籍和刊物,在广州设立学校和医院。新教传教士也成为了第一批汉学家:1876年理雅各(JamesLegge)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877年卫三畏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他们在大学里研究、教授有关中国的学问,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和知识的传播也成为了全球性的。1919—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东亚之行;1920—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中国之行;1922年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1922—1923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Driesch)的中国之行;1924年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东方的信仰和知识从19世纪末开始也不断影响着西方世界:印度哲学家辨喜(SwamiVivekananda)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吠檀多学会(VedantaSociety),他本人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随后访问英国、瑞士、德国等。太虚法师的欧美之行,自然也属于这一信仰和知识互动时代的一部分。

二、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的创立

从太虚法师1928年11月16日从比利时抵达法兰克福,至1929年1月28日离开柏林重回巴黎,他在德国一共待了74天。在此期间,太虚法师与当地的华侨、华人广泛接触,宣讲中国佛教,增加了华人的凝聚力。他同当时的一些宗教界人士进行对话,真正促进了各宗教之间的交流。同时太虚法师还接触到了德国政界的一些人士,与他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除此之外,他也跟一些汉学家有过交往。太虚法师的演讲除了在华人内部、信众内部产生影响之外,也经所在国的主流媒体(刊物、报纸)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太虚大师于1914年10月到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深研佛理。在闭关的三年中,他对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文殊、龙树一系的经论,弥勒、世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了系统研究。过去他仅对禅宗、般若及天台教观有较深的领悟,对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他对唯识、三论进行了精判研究,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撰写了《佛教导论》等佛学著作。对大小乘教义作了判定,指出小乘是“了生死为因,离贪爱为根本,灭尽为究竟。”大乘是“普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他把中国原有的十三宗中的小乘成实和俱舍归附大乘论和唯识,涅槃并入法华,摄论并入唯识,地论并入华严,而为大乘八宗。认为八宗各有殊胜,究竟平等。为了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革命的理论,他还著了《整理僧伽制度论》的纲要。指出僧伽制度应该适时而改变。“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便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老年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而提出“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他主张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及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他认为“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但求质量的提高。”他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另外又作《人乘正法论》,提出以“正信会”组织在家的信徒。他说:“正信会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他对在家信徒的要求是:“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这种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的地位。”这是他为当时的佛教改进运动所建立的理论。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一、太虚赴德之前的准备工作

经过三年闭关,太虚大师的佛教理论体系建立起来。1917年2月4日出关时不仅“理论之风格一变”,而且“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疏放情态”。

太虚法师在旅欧前两三年已经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太虚法师在回国后所撰写的《寰游记》第一章“缘起”中特别强调他与德国之间的关系:

出关后,10月,代圆英法到台湾讲演佛法,顺便取道日本,考察了神户、大阪、京都等地的日本佛教。感到日本佛教很多方面与他的《僧伽制度论》相吻合,但不及他计划的佛法僧团组织的严密。

是年(按: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冬,余与胡君(按:胡瑞霖,著名佛教居士)等出席日本之东亚佛教大会,德人有在锡兰作苾刍者,曰尼牙那嘎尔哇,亦来赴会。德国驻日大使索尔夫,东京帝国大学德教授毗诸莫莎,皆习闻佛法,锐意钻研,分别邀予过其处。余旋与胡君等偕往,于德使馆更遇卜尔熙君等,卜君即今任德国驻华公使也。索君谓柏林兹有达尔梗博士等创立佛学院,各城亦多佛学研究者,然尚鲜知华文大乘佛典之重要;谓予若能往德演讲大乘者,彼当函告德国驻华公使及柏林友人招待;余诺于一二年中游德而别。逮次年,索君邮送三函至,一介予谒驻华德使,其二则介予谒柏林大学莱辛教授及外部密勿逊君者。夏间讲学宛平,访驻华德使,以他去未相值。与胡君等设世界佛教联合会中国办事处于万寿寺,并为世界佛学苑之筹设。

1918年,太虚大师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等人,创办“觉社”,出版佛学专著,发行《觉社季刊》,进行文字宣传,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他的佛教改进运动,“也就从此复活了”。

由此可以知道,太虚法师早在1925年10月27日—11月21日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期间,在拜会德国驻日公使索尔夫(WilhelmHeinrichSolf)时,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德国驻日公使馆任参事的卜尔熙。索尔夫曾在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印度学,其后进入了帝国外交部,最初他在加尔各答的德国总领馆任职。因此他对佛学不仅仅是感兴趣,而是有深入研究的。卜尔熙(HerbertCunovonBorch)于1907年任德意志帝国驻广州领事,1911年改任驻汕头领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德国在1918年之后与中国断交,致使1918—1928年10年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也没有互派大使了。1921年5月20日卜尔熙以特派总领事的身份代表德国政府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签订了《中德协约》,重建邦交,并于1928—1931年出任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卜尔熙成为了中德重新恢复邦交后的第一任德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1934年,卜尔熙在德国外交部退休后,担任了由卫礼贤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院长。

“觉社”成立影响全国,“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的佛教居士林系,亦乘时出现。”

此外,据太虚法师介绍,当时在斯里兰卡出家的德国僧人三界智尊者(NyānatilokaMahāthera,太虚法师所谓“尼牙那嘎尔哇”)。索尔夫也向太虚法师介绍了两位著名的佛教人士:一位是柏林佛教之家(DasBuddhistischesHaus)的创始人达尔克(PaulDahlke,太虚法师所谓“达尔梗博士”),另一位是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雷兴(FerdinandDiedrichLessing,太虚法师所谓“莱辛教授”)。后者自1925年开始在柏林大学任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教授,并主持柏林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和佛教研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雷兴开始在京师同文馆任德文教席,1909年转到青岛的德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青岛他与欧特曼(WilhelmOthmer)编写了当时德语世界最为流行的汉语教材,并创立了“雷兴–欧特曼拼音系统”(Wilhelm-Less⁃ing'schesSystem)。1919年雷兴任教于北京大学,之后于1921—1925年在奉天医科大学任德语教授。之后雷兴回德国,期间在柏林多次与太虚法师会晤。1930—1933年他参加过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Hedin)的探险队,1935—38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学教授。1929年1月太虚法师在柏林时,曾专门至民族博物馆拜访雷兴教授(1月5日);与雷兴共同参加茶会、共进晚餐(1月8日);雷兴陪太虚大师前往拜谒普鲁士文化部长伯克(CarlHeinrichBecker)(1月22日);太虚法师在民族博物馆演讲,雷兴做翻译(1月25日)。

太虚大师提倡这种讲学之风,以推动他的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同时他还致力于僧寺改革。1921年,他接管杭州一个有名古刹净慈寺,想以此作为他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净慈寺原为永明禅师的道场。他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作为研究佛学,培养弘法人才的地方。他在净慈寺的改革,引起了僧伽内部腐败势力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内外勾结,排挤大师让出净慈寺,实际改革僧寺受阻。

太虚法师访问德国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邀请。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1927年,“其时,德国福朗福特大学卫礼贤教授组设中国学院,亦来函聘余为院董,请往讲学。余遂著《自由史观》并选其他讲稿,请人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在太虚法师去欧洲之前一年,已经同卫礼贤建立了联系,卫礼贤邀请太虚法师前往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演讲。

1920年1月10日,大师作《太虚宣言》,阐述他整理僧制之志愿。2月创办《海潮音》月刊,发表《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宣言》,指出《海潮音》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后在《海潮音》上发表《人工与佛学之新生化》,认为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下,僧众可以从事资生事业。他引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说明要以自己的劳动取得工资,而用业余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由于他的提倡,因而有所谓“农禅”、“工禅”语的流行。他还发表了《职业与志业》,要佛教徒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这篇文章当时发生了很大作用,“当时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他还提倡“僧自治会”,主张“僧众应该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坤的压迫。”1924年作《志行自述》,把他的志行概括为“志在整兴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1927年大革命高潮来临,又作《僧伽新论》。指出当今形势,“佛化重心渐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不为生利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因此他将佛化僧众析为七: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信众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他指出,“依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资生事业者。此依今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代社会,不得不然也。”他主张“现有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除充佛法僧园、持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刹、仁婴苑、慈儿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之外,其余悉就地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为服务众之服务场。”他指出:“此僧制之设,要之令僧众于士、农、工、商各有一立身之地位,勿为世人之诟病,且又能以佛法修己化人而已。”1928年4月21日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指出他革新僧制最根本目的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改革: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这充分说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是改除封建的、迷信的、避世的佛教,而为服务社会、人群的现代佛教,也就是人生佛教。

二、太虚与卫礼贤

太虚大师以后多以人生佛教为题发表演讲。《年谱》记载,1928年5月,“大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请,讲人生的佛教,以后人生佛教之甚多讲述。”人生佛教内容概括为“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文化之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亦容无的我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说明人生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圆渐法,为求人类生存发达为宗旨的现代佛教。

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藏有大部分卫礼贤的遗物,包括他的手稿、笔记、日记、书信、照片,以及他与中国文化名人交往过程中,别人送给他的书画、贺卡,以及邀请他参加各类活动的请柬等,大部分保存完好。

为了推进佛教改进运动的发展,需要造就人才,大师非常重视佛学院的建设。1922年初,他得到李隐尘居士等的资助,创立了武昌佛学院。这所佛学院是为推进大师的佛教革命而培养人才的新型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学者出家在家兼收。第一期培养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教育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这是大师佛教革命理论进一步的实施。在武昌佛学院宗旨的影响下,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逐渐多起来。

这幅卫礼贤、卜尔熙和太虚法师的合影,是在卫礼贤档案III/173中发现的,档案名称:“FotografienvonRichardWilhelm(1907-1930)”(卫礼贤1907-1930年间的照片)。卫礼贤本人在照片的背后做了简单的注:

三、将中国现代佛学推向世界

Aufnahme Hess, Frankfurta/M.1928(赫斯摄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28年)

1928年,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进入第三期。他以出访欧美,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作为这一期的开端。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是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大师开展的佛教改进运动,原来设想是“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没有纳入轨道,他感到“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他看到“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因此,他想“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美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他认为:“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那未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因此,他从1925年就筹备游历欧美的计划。于1928年8月31日开始离沪西游,经西贡、新加坡、埃及抵达法国。9月16日发表《西来讲学之意趣》。“一、欧人所知之佛学之偏谬。仅知小乘上座部巴利文一派之偏狭;用欧州历史眼光考证之谬误;译大乘经典一二麟爪之偏谬。二、欧人未知真正佛学:梵文大乘沦没不全,藏文亦偏蔽于混杂婆罗门行法之密教;真正佛学今仅存于华文及华人之实证者;欧人鲜能畅达中国文语,精研佛学及虚怀访向于佛学有实证之华人。三、欧人今有闻真正佛学以实行修证之根基;以哲学之批评及科学之发明,已渐摧神教及空想之迷执,而接近佛学所显示之宇宙人生实相;牺牲一切专心试验,求证真实,及向变化中前进,以期造成美善之果;习于有组织有纪律之社会生活,能轻身家以为国群民族之人世公益。四、对欧人信受佛学之期望:以坚忍勤劳之精神,于佛学得成实行实证之效果;以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洗除佛教流行各时代方士所附杂之伪习,而显出佛学真相;以有组织有规律、轻身家重社会之品德,能阐杨佛学真理以普及世界人类,造成正觉和乐之人世。五、在欧讲学之态度:当仁不让,以攻破偏谬而显示真正;及时无间,以应付机遇而实现期望;开诚布公,以待求真正佛学之访问。”最后说:“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人,则不足以证其道;富才缺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以授圣人之道,足为吾至欧讲佛学之总意趣。”这篇讲话稿一、二条指出欧人佛学之不足,论证我国佛学在当今世界的领先地位;三、四条承认欧人近代以来哲学、科学及社会之进步,具有掌握佛学真相之条件;五条表现了他作为佛学大师的风度,最后则表达了大师的期望。27日讲学于巴黎哲人厅,题为“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10月14日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分佛学的发源、佛学在印度的流行、佛学在中国的流行、现今佛教在世界上的三个中心、余之佛学新运动,全面阐发了他的佛学思想。在讲“佛学在中国的流行”时反映出:“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在讲“余之佛学新运动”时,举其特色为:“人生的佛学”、“科学的佛学”、“实证的佛学”、“世界的佛学”。充分表现大师的现代佛学特点。20日大师在巴黎与法国希尔勒肥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建世界佛学院。太虚大师为院长,在巴黎设通迅处于东方博物院,中国通迅处设在南京毗庐寺。大师先五千法郎为筹备费,法国政府令巴黎市政厅,捐地为世界佛学院基址。大师提出办院的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21日讲演于灵智学会,题为“有情与流转之进化”,还为佛教美术讲演会讲“佛学与美”,在巴黎大学讲演会讲“中国禅宗。”这些讲演录由巴黎佛学会出版《讲演集》,埃而刚书店编译之《佛学》。大师在欧洲,还到英国、比利时、德国讲学,后又赴美讲学,并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德国通迅处、美国通迅处:于1929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历时八个多月,向欧美传播了中国现代佛学,使中国的现代佛学走向世界。

BotschaftervonBorch(卜尔熙公使)

太虚大师的欧美之行,确立了他在世界佛教界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即致力于世界佛学苑的筹建工作,制定了以教、理、行、果统摄佛学的世界佛学苑体系。他说:“整个世苑底目的,在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教,实现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门的计划:一、教: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向东西各国搜集,设立法物馆、图书馆、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教理,都一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法门。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如信果的信众,和戒果的僧众,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佛教为目的。”大师把以教、理、行、果位统摄佛教视为他建立世界的佛教之最新研究成果。《年谱》中记载:1931年7月5日,“大师开始于柏林教理院讲‘大乘宗地图’,逢星期日、星期一开讲,凡三十小时而毕。法舫记,成《大乘宗地图释》。本图释为大师八宗平等各有殊胜之极则。分‘教法’与‘宗法’而广明,一切佛法,概从第六意为中心而观察之,盖深得唯识学之心髓。然此为大师过去之佛法统系,讲时已心不在是,故曰:‘此图为华文佛法之总纲,总持华文所诠表之一切佛法也。最近创世界佛苑,其研究佛法之根据,又较吾根据华文者大有扩充’。今后之佛学,应超于世界性,作为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

AbtTaiHsü(太虚法师)RichardWilhelm(卫礼贤)

世界佛学苑之中心因经费困难,不能在法国建立而辞却巴黎的捐地。大师先想在中国建立世苑中心,将来再推广于欧美。计划把南京佛国寺作为世苑的地址。并印布筹集基金捐用,稍有头绪,不幸长江发生的大水灾,又继而发生“九一八”事件,形势突变,世苑经费筹备无法进行,因而先局部筹设。他拟以雪窦寺为世界佛学苑禅观林,北平柏林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为研究汉藏文佛学而在四川建立的汉藏教理院,以及武昌佛学院改设的世苑图书馆,直属世苑系统,以推动世界佛教运动。

根据印顺编《太虚大师年谱》,太虚与卫礼贤、卜尔熙的两次见面分别是在:

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把1928年筹建中国佛学会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第三期的一项活动。大师把僧制新议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第三期的一项内容。《年谱》中说:“大师以丛林之精神尽失,而政府未能扶助佛教,佛教会难得改善。觉得:“非从一般佛徒中,吸取一部分正于修法有修学,而且具有弘法愿行者为重新之建设,不能振兴佛教于今后;乃重新议订建设计划,大讲题为‘建设现代僧制大纲’简称‘建僧大纲’……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建僧四万人,分学僧、职僧、德僧三级;学生则经‘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三年,‘观行参学处’三年之学程。此于《僧伽制度论》颇有修正。……此盖取法于西洋神教之僧制”。说明大师的建僧理论在欧美之行后又有所发展。

1.1928年11月29日太虚法师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演讲“身命观与人生观”,卫礼贤给太虚做翻译,卜尔熙公使前来。据《年谱》:“二十九日,大师讲‘身命观与人生观’于佛郎府大学,卫礼贤译语;听者六、七百人,多半为该校员生。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亦专程来听。”

四、复兴中国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的自我总结

2.12月12日,太虚法师、卜尔熙大使和卫礼贤坐船游莱茵河。据《年谱》:“十二日晨,大师著衣诵经次,卜尔熙公使来。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作莱茵河探胜之游。与卜使谈及:国际间相忌相侵,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

1938年之后,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为第四期。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大师于16日发电《告全日佛教徒众》,电《告全国佛徒》,号召日本佛徒制止侵略,中国佛教徒“奋勇护国”。1938年5月2日抵渝,驻锡佛学社主将中国佛教会事宜。5日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会员大会,连任为理事长。为了健全佛教会组织,使之成为推动佛教事业的总机关,开始佛教会的整理工作,组织了整理委员会。这是大师在佛教改进运动第四期进行的第一项工作。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4828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