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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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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登录,1937年抗战爆发,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应邀到庐山参加了讨论时局的会议,会后回到天津,铁路交通中断,直到平津地区全部沦陷,两地通车后才回到北平。由于无法出城,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在北平城内开会,商定将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并派陈岱孙立即前往南京接洽迁校事务。他遵照会议决定于次日离京,行前没有回清华园。他在清华大学的全部财物、科研资料和手稿全部遗失。陈岱孙到达南京后,才知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三位校长已经奉命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并已前往长沙筹备。陈岱孙赶到长沙,作为清华大学在长沙的联系人。不久,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令,陈岱孙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长沙临大筹委会推定陈岱孙等为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由陈负责召集。后来,他又被筹委会推定为课程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系教授会主席(即系主任)、贷金委员会委员等。长沙校舍不够分配,经济学系与文学院、法商学院一起设在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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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昆明。陈岱孙和朱自清、冯友兰、沈有鼎、郑昕、钱穆等教授一起,乘包雇的长途汽车,经桂林、南宁入越南,到同登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途中,陈岱孙受筹委会委托,向广西省当局解释临大何以不能迁到广西的原因,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出席庐山谈话时的陈岱孙

1938年4月临大改名西南联大。在昆明因校舍不够分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只好暂时设在滇南的蒙自。陈先生担任经济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联大蒙自分校校务委员及教务分处主任。陈先生又奉派召集图书及理工设备两个设计委员会和各系主任,开联席会议,拟定联大下学期图书及仪器的设置计划。

陈岱孙:37岁,送别我的青年时代

在昆明,联大设计了一批楼房作为校舍,可是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等到动工兴建时,经费只够盖简易的平房了。这就是后来的新校舍。陈岱孙随文学院、法商学院自蒙自迁到昆明新校舍。他除担任原职务外,还兼任商学系主任、清华法科研究所所长、清华留美公费生考选委员会委员等。1938年10月,陈岱孙教授代表联大参加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并作为召集人。11月又担任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联大与北平图书馆为了图书合作,组织合作委员会,陈先生代表联大为该会委员。那时,联大和北平图书馆在联大西边的地坛设有中日战事史料征辑委员会,收集抗战史料。联大教授会每学年都选举陈岱孙为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后来,他又被聘为联大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初,暑假,陈岱孙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联名邀请,参加定于7月15日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浦薛凤、陈之迈等。校长梅贻琦此时在南京,和几位教授约好了分头出发,到山上会合。

在西南联大,陈岱孙教授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经济学说史”等。他的讲课,内容精炼、讲解清楚,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他把教育青年看成是人生一大乐事。他十分爱护同学。1942年联大经济学系刘景丰、刘彦林、陈良璧等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展望》,发表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文章,反动当局勒令停刊并欲开除他们。幸得陈先生仗义执言,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开除。

7日晚,“卢沟桥事变”揭开序幕。8日凌晨,陈岱孙听到了炮声。两天后,启程南下。

在昆明,他和李继侗、朱自清、陈福田、金岳霖等教授,住在北门街前云南都督唐继尧所建祝寿戏楼的包厢中,它距离联大新校舍只有数百米之遥,他们步行到校上课。由于物价天天上涨,每到月底,膳团买菜的钱就少得可怜。他们利用戏楼周围荒废了的花圃,开荒种菜。他们推举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作领导,生物系讲师沈同作为他的助理,其他教授参加锄地和收割。昆明四季如春,加上教授们的科学种菜,菜园获得丰收,改善了膳团的伙食。

陈岱孙没有料到,下次再见新林院3号(注❶),将是在八年之后。

陈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课之外,还在大后方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不少论文,对战时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仅在昆明《今日评论》杂志上,他就撰写有《培植我们的经济力量》、《战时经济建设的几个原则》、《法币汇价问题》、《抗战中的经济政策》、《法币汇价问题申论》、《政治经济化》、《通货膨胀性质的一斑》、《经济统制的礁石》等文章,还有一批为《今日评论》专栏撰写的《时评》短文。

庐山谈话会的会期定为7月15日至8月15日,受邀参加的各界代表有两百多人,分三期开会,陈岱孙被安排在第一期。

抗战胜利后,陈岱孙教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同情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8月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重庆谈判。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等教授,联名发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希望国共谈判取得成功,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电文中提出,当务之急是:1.务须迅予纠正一人独揽之风。2.用人应重能,昏庸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3.反对军人干政。4.惩处叛国奸逆。

参会人员15日方才到齐,因此会议推迟一天开幕。陈岱孙一眼望去,看到好多老熟人,有竺可祯(浙江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马君武(广西大学校长)、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马寅初(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

西南联大结束后,陈岱孙教授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了所谓经济改革方案时,陈岱孙同周炳琳、赵迺抟、陈振汉、周作仁、费孝通、杨西孟、樊弘、蒋硕杰、刘大中、秦瓒、王毓瑚、吴景超、应廉耕、徐毓枬、赵人亻隽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

16日,谈话会在庐山传习学舍楼举行开幕式,共158人出席,朝野双方均是人才济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会议,汪兆铭作主题讲话。会上,主战派人士占据优势,一个个慷慨陈词,把气氛搞得颇为热烈。会后,东道主设宴款待与会代表,陈岱孙等青年才俊颇受瞩目。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清华经济学系刘大中教授全家赴美前劝陈先生也去美国,他加以拒绝,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各大学的教授们,他也加以拒绝,他坚持留在清华,迎接清华园的解放和清华大学的新生。 (供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17日,蒋中正换去长袍马褂,改为全副戎装,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演讲。

 

北平教育界人士在上庐山之前已经作好了应付巨变来临的最坏打算,悬了好几年的心一旦放下,反倒轻松坦然。今天听了蒋委员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样一番模棱两可的豪言壮语,他们发现国府的政策其实还是一如过去几年,“主要的基调仍是委曲求全”,大仗不一定打得起来。如此,开完会回到北平后,还得继续过那火药桶旁提心吊胆的日子。

18日,众人在东道主安排下,一路游山玩水,来到位于庐山东麓、背靠五老峰、面朝鄱阳湖的海会寺,观摩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

20日,第一期最后一次谈话会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结束。陈岱孙和张奚若、陈之迈不慌不忙,又在山林泉石间盘桓了几日,然后下山走原路从九江坐船到南京,再换乘火车沿津浦线(天津至南京浦口)北返。

28日,车到天津,日军恰在这一天对北平发动总攻,交通断绝,大仗真的打起来了。一行三人被困在天津一家旅店中,直至30日平津全部沦陷、铁路交通恢复才回到北平。城郊情况不明,于是暂住北总布胡同金岳霖家中。

校务委员陈岱孙立刻用电话联系其他五位校务会议同仁(梅贻琦不在,他下庐山后又去了南京)。由于城郊交通没有保证,单人独行容易发生意外,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一致认为陈岱孙不可返校,而由他们一齐进城到金岳霖家中举行紧急校务会议。当时在老金家里的还有周培源,他见大事不妙,早就携带家眷离开清华园进了城,准备随时南下。

众人碰头之后,大家告诉岱孙,28日上午,敌机大举轰炸驻守西苑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中午,两军战于沙河,有炮弹落于清华园内。29日,国军退出北平,校内气氛甚为惊慌,因敌军所在位置离校园近在咫尺,随时有可能进来窜扰。29日下午,校内开始有敌军穿行,尚无任何举动,但越来越多,已是应接不暇。

想起刚刚发生在南开大学的事(注❷),屋里一阵静默,只有潘光旦拿烟斗在烟缸里轻轻磕着烟灰的声音。

没有时间多啰嗦了。会议决定委托一向主持长沙新校舍建设事务的陈岱孙立即返津南下,找到梅校长,会商迁校事宜。

陈岱孙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抛弃在校内的家,包括《比较预算制度》一书的全部草稿和他历经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原始资料。“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但一转念,这次爆发的战事关系我民族的兴亡。打仗总得有损失。我只可当我的家已毁于炮火。当即决定不返校寓,翌日即回天津。”

散会后,其他人有的返校,有的去订火车票,陈岱孙则赶到父母家中帮助收拾。第二天,他带领老两口连同正在北京度假的罗姓表弟们和周培源全家以及陈之迈、钱端升,一起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天津是罗伯瑛的第二故乡,娘家在那儿有房产,还有父亲罗丰禄大人在北洋供职时的僚属旧部。伯瑛决定,战争期间,儿子岱孙远赴南方,自己和丈夫陈懋豫就在津门寓居。

从北平到天津,火车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一整天工夫。罗氏三兄弟都是网球高手,日常饮水量颇大,八月初的天气酷热,他们没打招呼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得精光。陈岱孙焦渴难忍,气得直跺脚。

陈岱孙将父母安顿好之后,与陈之迈一起,避开津浦路北段,改由天津上船到青岛,再走胶济铁路经济南转往南京。到南京后,两人从胡适那里得悉教育部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商定,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梅贻琦已于几天前去了长沙,于是他们赶紧再继续沿江西上。

这是陈岱孙一个多月以来第三次在长江上航行。和上两次的境遇不同,这次他们乘坐的轮船不再舒适,也没有如画的风景可看。慌慌张张的人们挤坐在甲板上,江面满是逆流而上的船只——“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蒋中正豁出老本,国军几十个精锐德械装备师开赴上海,正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发出最后的吼声。

“到昆明不久,我才得到消息,清华园的校舍为敌军所侵占,公私财物全被毁掠。我的家当然是在劫难逃。这本来是一件意中事。我虽然在一闪念间,想到我所搜集的关于预算制度的资料和一些手稿的命运,却从此逐渐有了现实感。战事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而战后的岁月是否允许我重圆以前的旧梦,完全是个不可知之数。这也许是一种锐气消磨的表现,或者是人到中年的一种觉悟。但无论如何,应该认为到1937年抗战军兴就宣告了我青年时代的终结。”

注❶新林院3号,陈岱孙在清华园的寓所。注❷南开大学校园遭日军焚毁事件:

1937年7月29日,日军炮击并轰炸南开大学。当日拂晓,驻扎在海光寺兵营的日军开始炮击。第一炮打向河北省政府,从第二炮开始接连不断朝南开大学射击,首先击中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圆顶,数炮之后,图书馆建筑倒塌,随后数炮齐轰南开其他各处建筑物。日机则轮番轰炸秀山堂、思源堂以及教学楼、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等。下午,炮击和轰炸停止,日军进入南开洗劫尚未搬走的珍贵图书和贵重实验仪器。次日,日军骑兵百余名和军用卡车数辆,满载煤油等燃烧材料,对校园内所有建筑物实施纵火焚烧,南开顿成一片火海。

清华园1949:从一地鸡毛到尘埃落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6日,军管会下发了当月一部分薪水(其余部分什么时候发、发多少,没有通知)。陈岱孙领到人民币1050元外加20斤棒子面,他第二天买了5斤猪肉和一些蔬菜,花费三百。

临近月底,北平解围,城内外交通恢复。26日,陈岱孙与霍秉权、汤佩松等一起进城办事。在北平被围的四十来天里,南京教育部汇给清华的款项一直由北大代领并代存银行。梅贻琦走前指定了一个五人联络小组(许振英、陈体强、唐统一、张肖虎、李宗津),负责照顾城内的清华教职员家属,需用款时,就到北大支取。现在,联络小组已经完成使命,陈岱孙一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查看有关账册、文件、余款以及联络小组统一采购的生活物资库存情况,以备交接。

出现一个难题,事情不大,但是特别“糟心”——清华园内的教职员们领到了军管会下发的1月份薪水(尽管只是一部分),而不少人的家属在北平围城期间住在城里,从城里的联络小组那里也领到了1月份薪水。

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这样在1月里支取了双份工资,一份是人民币加实物若干,一份是金圆券加实物若干。

校务会议的态度很明确,只能领一份,多领的要退还给学校。按该等方式处理,在太平年月丝毫没有问题,当然,在太平年月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须知1月28、29日是旧历除夕和新年,而清华园大多数人家已经数月不知肉味了……

领了“双薪”的人们表现各异。有的心安理得,忙忙碌碌地采办年货,一脸藏不住的喜悦;有的尽管不那么招摇,但也若无其事;有的则在人前坚辞否认;还有的确实是别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好心帮着代领回来的,面有愧色地上交了,谁知家眷们不答应,抱怨之声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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