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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事件”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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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shimi Takeuchi, What Is Modernity? :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Trans. Richard Calich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日]竹内好著,《何谓近代》,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
  [澳门新葡亰登录,日]竹内好著,《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孙歌编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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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知识分子,竹内好一生都在探寻主体性的形成,东洋的主体怎样才能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或者形式的被建立起来。而探寻主体的建立,在竹内好看来,实质就是主体的自身历史得以形成的过程,历史如何在“每一个自我拼搏的瞬间”成为自我,是竹内好思考问题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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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被竹内好命名为“现役文学家”的鲁迅一样,竹内好本人也是时刻“在状况之中”,在日本的近代历史之中,并切身参与这个历史。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虽然竹内好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并且谈论中国问题,但他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建构一个与日本不同的中国形象,以此来对照评判日本本土问题。甚至可以说,竹内好在建构一个他理想中的亚洲近代主体,同时把这个理想主体对象化到中国身上。这也是许多学者指出的,竹内好的别具一格的鲁迅研究,只能被看作是竹内好内心的鲁迅意象,那个并非先觉者的、与全部近代文学历史共存的,“回心”的、“挣扎”的、作为“文学者”而非启蒙者的鲁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直逼鲁迅本质的同时,更是竹内好自我的投射,和为日本精神的匮乏而寻找到的价值依托。在这个理解基础上,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竹内好。

《「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书影,作者酒井直树、磯前順一。

  《何谓近代》

竹内好对于“近代的超克”的重新思考,引起日本思想界一定程度的注意。日本思想界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在日本学术杂志《思想》上以“近代化特集”为题展开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特别关注了京都学派哲学学派“存在论”的东洋哲学构造在“超克”西方近代历史中哲学思想的认识论上的二元论的作用。

  《何谓近代》这篇文章在开篇四五个部分的大量篇幅中,直接抽象地讨论历史的形成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指出欧洲入侵是东洋真正近代化开始的契机,东洋在西洋入侵之后,才获得了历史的自觉,才有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近代。这就直接切中了主题,即自我主体的形成,只能在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紧张下完成。下面是两段有关竹内好的历史哲学及主体形成的关键段落:
  
  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如果欧洲仅仅是欧洲,它就不再是欧洲。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近代的超克》,183页。以下所涉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
  
  执著于自我者很难改变方向。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不过,走本身也即是自我改变,是以坚持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自我改变(不发生变化的就不是自我)。我即是我亦非我。如果我只是我,那么,我是我这件事亦不能成立。为了我之为我,我必须成为我之外者,而这一改变的时机是一定有的吧。这大概是旧的东西变为新的东西的时机,也可能是反基督教者变成基督教徒的时机,表现在个人身上则是回心,表现在历史上则是革命。(212页)
  
  这两段话可以看作是竹内好全部论述的基础,也是其基本的哲学理念。
  
  欧洲不断入侵和扩张,正是欧洲的近代自我即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自我确立自我保存的运动本性的体现。而近代以前的东洋自身,恰恰缺乏这种运动,所以欧洲的入侵便成为近代东洋自我形成的契机,正如“东洋的抵抗是欧洲之成为欧洲的历史契机”(194页)一样,自我的形成,就在于与他者的关联性当中。在竹内好看来,面对这个契机,中国和日本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抓住了这个契机,在挣扎/抵抗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否定与更新,从而形成一种“回心”类型的自我主体;而日本,在其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下,迅速地抛弃传统,进入欧洲所给予的现代模式,其本质却是放弃了自我的形成。竹内好认为,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是以西方的入侵为媒介和契机,再造自身的传统,这就是竹内好所赞赏鲁迅的,即在旧的东西基础之上,使“旧的东西成为新的东西”(212页):
  
  他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

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思想界举行了两场有名的座谈会,一场是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座谈会,一场是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其中,作为“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座谈会的思想成果,也因为陆军与海军政治上的影响而存在着太平洋战争前后观点指向上的细微差别。因而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日本思想界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个事件,引发人们有关日本思想双重性特征——即对于西洋来讲,日本是亚洲,而对于亚洲来讲,日本是西洋——的思考。并因为这种文化内在的矛盾,生发出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矛盾性评价——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殖民主义战争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两面性。

  意识的发生在于抵抗,自我之形成,一方面不能是旧有自我的静止,一方面不能是无抵抗地放弃为他者。

1941年11月23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3日,京都大学的四位学者,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和铃木成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分三个主题,分别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总力战的哲学”。尽管有三个主题命名,但实际上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观点并非集中,大多是自说自话、自由讨论,引发了众多发散性的思考。但是,在随后经陆军统制而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为标题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单行本中,却有着思想僵固的统一形式,失却了座谈会现场生动活泼的一面。1965年,在发表于《中央公论》昭和四十年八号上的《大东亚战争与京都学派——知识人的政治参与》一文中,大岛康正从一名“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座谈会的亲身参与者的角度,追忆了此次座谈会召开的过程,尤其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座谈会本身的讨论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处于陆军政府统制之下《中央公论》审核出版的座谈会的内容上的区别,并由此指出战前、战中以及战后,京都学派的哲学学人们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抵制和反抗的态度。大岛康正通过将京都学派的立场视作是陆军政策的反面,顺利地将其自身的立场与当时尚属清醒的海军的思考内容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赋予两者之间思想和精神上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此后日本国内外学者为京都学派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纯理论性的非实践性操作特征进行辩护的有效视角。

  这里的抵抗,就是竹内好所赞赏的鲁迅/中国的“回心”类型的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抵抗一词,就是《鲁迅》一文当中的“挣扎”的日译,按照竹内好的解释,“挣扎这个中文词汇,具有忍耐、承受、拼死打熬等意思”(9页注释)。孙歌的补充解释很重要,挣扎/抵抗的方向主要是内向的,是朝向文化内部的文化否定力量,“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否定性的固守与重造”,“是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选择”。[2]抵抗是运动得以成立的契机,因此也是历史得以充实的契机。而“回心”正是表现为在挣扎当中保存自我,以坚持自我的方式进行的自我改变。“回心”来自英文的conversion,除原词具有的转变、转化之意外,一般特指基督教的忏悔、重新面向主,在这里竹内好用这个词包含有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觉醒的意思。只有发自内部的否定才是真正的否定,任何来自外部的否定,如果不能转化为自我否定,注定只能成为表面文章,新的主体也无法真正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42年,日本召开了“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主要由文学界、日本浪漫派、京都学派三个群体构成的此次座谈会,针对覆盖日本和亚洲地区的西洋霸权,展开应该采取何种立场的讨论。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讲,现代性意味着西洋化,即资本主义、殖民地主义或者是新教主义的推行。而正是因为这些主义在当时陷入了行之不通的状态,所以才展开试图通过日本传统超越并克服这种状态的讨论。理查德·卡里奇曼(Richard
Calichman)就此座谈会召开的情景进行了如下说明:

  而在竹内好看来,日本就是坦然接受了全部的外部否定,“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213页)日本的现代化模式属于没有抵抗的“转向”类型,“是优越感与劣等感并存的缺乏主体性的奴隶的感情”(194页)。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迅速地接受西方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资本主义化,在竹内好看来,这是堕落的进步,是奴隶的进步,因为在这里没有“自我保存的欲望”(196页),也就是丧失了日本的主体性。竹内好严厉批判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即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体。

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于1942年7月23、24日在东京召开。当初,召开座谈会的想法是由文学评论家、原左翼成员龟井胜一郎提出,与另外两位《文学界》成员河上彻太郎和小林秀雄一道进一步提炼了这个想法,选取了当时日本思想、艺术、科学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日本浪漫派指导性的存在保田与重郎没有参加的有名的例子除外,全员承诺参会。加上前面提及的三个策划人,参会者包含以下人员:诸井三郎(作曲家、音乐研究家)、吉满义彦(天主教神学家)、西谷启治(京都学派的宗教哲学者)、下村寅太郎(科学哲学者)、津村秀夫(电影评论家)、菊池正士(物理学者)、铃木成高(京都学派的历史家)、中村光夫(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者)、林房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三好达治(诗人)。从其共同点来看,这些人多少代表三个群体。文学界(龟井胜一郎、河上、小林、中村、三好、林房雄)、京都哲学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广义上的下村寅太郎)、日本浪漫派(龟井胜一郎、林房雄)。……此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围绕日本的新的精神秩序,克服安逸的无反省的言说。为此在实体性的术语下揣摩明治以来日本的近代化和西洋化现象。(Richard
F. Calichman,“Introduction:‘Overcoming Mordernity’:The Dissolu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in Overcoming Modernity:Cultural Identity in Wartim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p.9-10)

  竹内好在文章的最后,以“在场外观看的看客与奋力奔跑的选手”这个比喻,提出了他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进入历史。“在历史的状况之中”,是竹内好对鲁迅和中国的判断,而日本作为看客,“自身并没有进入历史,只是从外部观望着跑在历史跑道上的赛马”(209页),以自己之先进旁观其他东洋各国的落后,这看似正确,而实质是没有进入历史,没有参加比赛而已。在竹内好看来,鲁迅与全部中国现代文学共存的这种历史关联性,是中国现代性的最真实的存在样态,不是先知先觉,甚至是某种后进性,但却与东洋后发现代性保持了最真实的一致。
  
  《近代的超克》

通过回顾过去70年间围绕“近代的超克”所展开的学术讨论的历史,从中汲取对于今时今日的问题有益的论点,是当下的任务。实际上,首次在战后重提此次座谈会的是竹内好于1959年发表的《近代的超克》一文。此文是针对1957年日本文化论坛“日本文化中的传统与文化”而写。论坛虽是在战后召开的,但包括像西谷启治、铃木成高、高坂正显等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以及1941年召开的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的京都学派的成员也都参加了此次论坛。

  竹内好一直要求自身进入其“同时代史”,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与同时代共存,意味着必须要承担历史的错误。他的那篇《大东亚战争和吾等的决意》毫无保留地支持甚至盛赞日本对美宣战的太平洋战争,就是参与同时代史的代价。竹内好并不是个军国主义者,他一直都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而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使日本知识分子在总体战争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对战争产生了二重性质的错觉,认为它与支那事变(日本侵华战争)不同,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以强凌弱的侵略性质,而是为了抵抗美英帝国主义强者,“从亚洲驱逐侵略者”。这里完全混淆了二战中侵略与反侵略、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性质的不同。而当战后意识形态的迷雾散去,竹内好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态度表露悔恨,不是说仍坚持错误,而是不悔恨,即不放弃对自己切身参与历史的感觉。

竹内好将论坛的目的概括为:“违背主张在亚洲的主导权和超克西欧近代的原理的国民的使命观,在这里通过‘日本=西欧’的观念操作,以简单明快地保留前者而舍弃后者的方式得到解决。这是自传统的脱离,并非真正的解决。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此派的新文明开化论者的主张是,日本本不属于亚洲。”(竹内好:《近代の超克》,《竹内好全集》8,东京:筑摩书房,1989年,第66页)可以说,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日本失去了亚洲的殖民地的同时,将自己视作是西洋的一部分,从而忘记了自己原是亚洲的一员而与西洋存在各种纠葛的事实,忘记了亚洲和西洋之间存在的难题。这是竹内好对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批评之处。对于竹内来讲,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由于将自己与西洋的近代主义者视作是同一的,便几乎对于如何处理自身身体和感情的问题采取等闲视之的态度。相反,“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却将这种问题提出并放在自己思考的范围之内。竹内诉诸战时的感情记忆和体验,以“需求生于感情和体验之中”的原理,重新审视那些因为抽象的表现而被隐藏起来的微妙的差异点。例如,在对外侵略的意识形态之中,历史上萌芽而后立即被摘取的有关东亚的责任问题被隐藏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进入历史的基本要求之下,竹内好重新梳理、剥离《近代的超克》。

竹内好对于“近代的超克”的重新思考,引起日本思想界一定程度的注意。日本思想界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在日本学术杂志《思想》上以“近代化特集”(座谈会:《特集:近代化をめぐって》,《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第11号。)和“日本近代化的再检讨”(
座谈会:《日本の近代化の再検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1号)为题展开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特别关注了京都学派哲学学派“存在论”的东洋哲学构造在“超克”西方近代历史中哲学思想的认识论上的二元论的作用。宫川透在座谈会中指出,要克服近代,首先要克服日本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以及很有可能在战后再次出现的将日本文化(和魂)实体化的危险。(座谈会:《日本の近代化の再検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1号,第121页)为此,要对日本文化自身进行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之中,在与国际社会进行比较的同时,认清自身的立场,从而明确,推进“近代化”的主体是谁,以此在不断壮大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体系和英美的“近代化理论”之外寻找日本特有的新的近代化理论的出路,虽然这种出路仍旧存在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可能予以批判的视野之中。(座谈会:《日本の近代化の再検討》,《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1号,第129页)

“近代的超克”一语,意为超克近代,即对于明治维新以来以西洋为文明开化标准的近代日本的超越和克服,包含有反思现代性和对日本民族主义的追求。作为结果,以“近代的超克”为议题的座谈会并没有超越主流话语,甚至在事后成为战争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面对这样一个已经被定性了的为军国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座谈会,竹内好进行了一种被孙歌命名为“火中取栗”的思想冒险,力图“区别象征符号、思想、思想的使用者这三者的差异”,仔细剥离体制与意识形态之外的“作为事实的思想”(298页),从中提取可以作为建构日本自身思想传统的资源。

通过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后的“世界史的立场

  竹内好首先质疑了两种对待“近代的超克”的态度,一种是战后的“怨恨的一代”,指责知识分子的话语驱使年轻人在战场上送死;一种是政治正确的进步知识分子,对“近代的超克”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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