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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翻检自己的作品所生发的自我评论,是评论中最有意味的一种。写作时的心路历程、重读时的现实境遇、放到历史长河中的审视与反思,都构成了自我评论的丰富内涵。陈晋的这篇文章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个人选集的过程中以及其他诸多场合对自己著述的评价与论述,生动地呈现文章大家和理论大家毛泽东的“得失寸心知”。其中,无论是对文章写作、修改的规律总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阐释的心得体会,还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的自我要求,对我们今天坚定理论自信,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他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多有评点,诸如,“是血的著作”“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毛选》第五卷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等。毛泽东对自己著述的评价,既是梳理过去的思想心路,揭示理论创新和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又是对现实需求的一种政治回应,传达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强烈愿望。

——编 者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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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4;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07-00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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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其大量著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使他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身份。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拿句老话说,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然,毛泽东对自著的评点,也有一个怎样还原历史去辩证分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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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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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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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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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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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坦率的评判,说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其间也道出文章合时而著,理论缘于实践的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他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52页。),“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这里说的“几本军事文件”,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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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血写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自信?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其中滋味,正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是血的著作”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见。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3—174页。)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1964年,有人向毛泽东说到读《毛选》的事,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1965年1月23日听取余秋里等人汇报工作,说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0、181页。)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记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7年7月,有人提出将9月9日定为建军节,毛泽东果断表示: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建军节是1933
年中央苏区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与此同理,对待过去的著述,尊重原文史实是一种必须的态度。1960年编辑《毛选》第四卷时,正值庐山会议不久,有人请示是否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和相关战役事件,毛泽东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毛选》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几次有人提出,新印发和翻译的《毛选》,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释,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泽东都明确拒绝,理由就是,“这些都是历史嘛”,“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还说:“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108页。)

这些坦率的评判,表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
本就是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毛泽东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他说,“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有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按: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为集中精力,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原因就是“《毛选》现在中国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毛泽东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搞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因为是“血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编辑《毛选》,毛泽东所取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带来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情感色彩过多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5万多字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体现了王明、博古等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看得出,他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似乎要把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受打击憋在胸中的郁闷来一个大宣泄。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现。“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这里不妨引几段《毛泽东文集》选录该文时,已经公开的文句:“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老爷们的工作“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文中还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点普通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这些文句,理论性较强,在整篇文章中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被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他说要抓紧时间编选,“现在中国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进行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有人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阅后退毛。”1965年1月2日,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仍说:“请提意见,以便修改”,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

既然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事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引起“怒发冲冠”的情绪。

编辑《毛选》,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他打电话让王任重专程从武汉到长沙来阅看,并将改稿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人。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看来,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后,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也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当长征谈起毛泽东的著作时,毛泽东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说道,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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