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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帮走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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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柏川

如今的外馆斜街是北京的寸土寸金之地
朱灏 摄影

[摘要]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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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理藩院 中俄贸易喀尔喀 准噶尔

俄罗斯商人手绘的羊皮地图和“走东口”商人雕塑

咸丰十一年
总理衙门成立之前,理藩院负责对西、北陆路通达国家的往来事务。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追逐对华商业利润是清前期俄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但对清政府而言,对俄贸易从来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学界熟知对俄外交事务由理藩院处理,但是对理藩院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却少有关注①,本文拟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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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

1851年西方地图中的恰克图

从中俄交涉之初,即由理藩院承办与俄罗斯往来事件。清朝政府将对俄事务交由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负责,应该与蒙古有关。理藩院最初是专治蒙古事务的机构
,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国与清属蒙古地区发生了大量错综复杂的联系,对俄事务也是蒙古地区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将对俄交涉事务定格于理藩院的职掌之内,始见于雍正六年
的《恰克图条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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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行文用印甚为紧要。嗣后,中国行文俄罗斯国,均按前例盖理藩院之印,递交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俄罗斯行文中国盖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及托波尔城长官之印,递交中国理藩院。②在此后的实践中,理藩院对俄国来文的印信高度关注,对任何有悖于《恰克图条约》规定的来文均坚决予以驳回。如雍正十年
因俄国来文未有萨纳特衙门
印章,而盖有恰克图条约未曾规定的厄尔库城长官之印而将其驳回。③ 雍正十一年
则以俄国来文落款为“俄罗斯国理藩院”为由再次驳回。④对此,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枢密院与清朝理藩院是两个不对等的机构,对等机构应是内阁和后来的军机处,清政府这样做是有意降低俄国的地位。⑤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枢密院是俄国政府决策的最高机构,清政府的相应机构则是内阁,而理藩院的地位与六部平行,低于内阁。通常俄罗斯来文由边境长官先报理藩院,理藩院再报内阁,内阁派人翻译,译后呈请御览。如雍正四年
理藩院将黑龙江将军傅尔丹所报尼布楚城长官关于俄商21
人来华贸易一文及其所颁发的贸易执照,还有两件满文文书交由内阁译出呈览,文件由侍读学士多尔济、主事泰明善接收,经报大学士后,传俄罗斯馆骁骑校库西玛、六品官雅稿等翻译,当月十五日请旨后交理藩院郎中别延泰。⑥
可见在处理对俄事务时理藩院是上传下达的具体执行机构,它与俄枢密院的确存在不对等的关系。实际上,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俄国就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提高中俄关系的级别,但都未能如愿。如康熙五十年春,西伯利亚省省长加加林发往北京的一封信函直接寄给中国皇帝和内阁,但是清政府的回文仍以理藩院的名义发出。康熙五十八年
,加加林的继任切尔卡斯基发出的关于俄国使节伊兹玛伊洛夫即将来华的公函,也是寄给内阁,但是回文机构依旧是理藩院。⑦
理藩院负责对俄枢密院的交涉一直持续到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成立。从清政府固执的态度来看,并非以往认为的是将俄罗斯置于属国地位的结果所能解释的,或许与清朝政府对国内事务的处置便利和需要有关。

1913年的库伦

监理中俄贸易,是理藩院职掌中俄交涉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管理制度和管理实践经历了不断完善和深化的过程。

自从我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倡议之后,许多亚欧国家纷纷响应,带动了经济带周边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人们回忆和联想起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古代的丝绸之路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丝绸之路的消逝并不意味着我国与外国的商贸活动的终结,也不是商贸活动退化到了“互市”状态,而是从另外的形式来表现商业业态。如在清代中期就出现了一条从内地通往内、外蒙古乃至俄罗斯的商道,人们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丝绸之路”。

制度规定

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是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有商品贸易、互通有无,而且商人们还带去了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大大促进了漠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文明发展。这条近代“丝绸之路”,有两个出发点,一条在山西,一条在北京。山西商人亦称山西帮(晋商),到内、外蒙古及俄罗斯做买卖称为“走西口”,北京商人(京帮)则称“走东口”。“西口”泛指内蒙古呼和浩特(旧称归化);“东口”则是指河北省的张家口。“西口”因有山西民歌《走西口》的广泛传唱及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渲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人们对“走西口”印象深刻。殊不知“东口”,也就是张家口去塞外漠北的商贸活动的各种经济指标,如商品数量、商品种类、营业额、商人数量等,并不逊色于“西口”。只是没有留下“走东口”的民歌及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电影而已。而且,在史籍中的记载也不多,留下了些许遗憾。

理藩院对于前往蒙古地区与俄国贸易者,实行院票制度,即许可证制度。这项制度始于康熙五十九年
库伦互市,其目的一是限制俄国人与蒙民的接触,二是限制内地商人与蒙民以及蒙古内部各旗之间的往来。《理藩院则例》对此有具体规定:

“走东口”的始点,就在今天安定门外的外馆地区。朝阳区辖下的外馆斜街即是当年外馆地区,本期的“品读”就和读者们聊聊外馆和“走东口”的故事。

凡互市,商给以院票。各商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落者,皆给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
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黏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需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所至则令将军若大臣、若札萨克而稽察之,各商至乌里雅苏台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
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稽察;
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察;
至商集,由恰克图本院司官稽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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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
又规定出卡换照,内地商民至卡伦时,查验部给执照,与其车辆驼只等数量相符,另给执照。至恰克图时,再行查验,如无卡伦执照,不得入市。嘉庆四年
进一步规定,无照贸易者,“枷号两个月,期满笞四十,逐回原省,货物一半入官”⑨。院票颁发机构为理藩院张家口理事同知衙门,每张票的法定贩运量,按驼折算,200
驼为一票。为防止前往蒙古地区贸易的内地商人在蒙地扎根,理藩院还“颁其商禁,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潜留各部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⑩。

外馆是理藩院下属机构

对于来华的俄国商人,理藩院在其人数、时间和费用上也有规定。贸易初期,对俄国商队的迎来送往、车马食宿一律免费,人数时间不限。但康熙三十二年
,理藩院就以上方面作出限制:
“鄂罗斯国贸易人不得过二百名,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贸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限八十日起程。”
又对来华商人的贸易资格作出规定:
“凡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若持有色楞格、伊尔库茨克所发执照则准贸易,若仅有尼布楚城执照,则予驳回”;
 再一次强调:
“边境地区若有使臣往返,除其所带零星商品贸易外,凡从事贸易者,则按原先所定之例,须有俄罗斯色楞格、伊尔库茨克城长官所发执照,方准于边境地方贸易,事毕遣回”。

应该说外馆消逝的历史只有百余年,虽时间不长,但因沧桑巨变而被人们所遗忘。在多年前出版的《北京市朝阳地名志》中,没有“外馆”条目,只有外馆斜街条目。条目中称外馆斜街“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对外馆没有进一步解释。

在贸易地点方面,理藩院于康熙五十六年
行文俄枢密院,说明因俄商累年来京,北京市场毛皮充斥,无人购买,要求零星前来贸易者,“皆由尔方原先所走之尼布楚前往齐齐哈尔地方贸易,如此则边民不至劳苦,而齐齐哈尔等地亦有购买之人,尔方之货物亦可不至延搁。”然而,由于齐齐哈尔所在的东部商路因京师贸易的日渐萧条而衰落,齐齐哈尔并未真正形成规模,反而是位于两国中段边境地区的库伦迅速兴起。康熙五十九年
理藩院议准,正式确立库伦作为新的互市地点,并派监视员一名,前往库伦会同土谢图汗经理中俄事务。雍正六年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理藩院上奏:
“恰克图地方乃初立与鄂罗斯贸易之处,请将熟悉鄂罗斯事务之郎中绰尔多,派往驻扎,甚有裨益”,御批为:
“绰尔多照所请派往驻扎办理。侍郎纳颜泰,现在彼处,亦着办理行走。”

而近人夏仁虎(台湾作家林海音公爹)在《旧京琐记》中则称外馆是“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旁曰外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一书中对外馆也有解释,它将外馆东街、外馆西街和外馆斜街综合在一起解释,称外馆“清为晋京朝贡的蒙古王公住所,俗称哈尔哈馆。1912年后为蒙古商人住所。因在安定门外,名外馆街”。

此外,对于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方式、贸易规则、税收等方面也有详细的规定。

上述对外馆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与外馆的真正含义还是有出入的,外馆不是因为在安定门外或德胜门外就叫外馆,外馆与城门没有关系。所谓外馆是与内馆相对而言,内馆、外馆在清代都是理藩院的下属机构,并非是单纯的“宾馆”或招待所。

京师贸易以现金交易为主,但由此带来不少问题。俄商有时急于出售货物,赊货给熟识的中国商人或买主,却迟迟收不回货款。他们转而向理藩院派遣的监督官告状,或者通过己方商务专员同理藩院交涉。为化解纠纷,理藩院只好从中干预,有时还要从国库中支付库银为中国商人偿还债务。为避免这种情况,《恰克图条约》规定采取易货方式,双方以一种货物作为等价交换物,其他商品先比照此种货物折算定价,然后再进行交换。在17—18
世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是中国棉布。乾隆五十七年
双方签订《恰克图市约》,强调恰克图市场实行易货贸易,两边商人自相定价。此后为加强管理,严禁赊贷,违者严惩。

理藩院按《大清会典》所云,是清廷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及俄罗斯事务的机关衙门,最初称“蒙古衙门”,在入关前就存在。崇德三年(1638年)改称理藩院,原来隶属于礼部衙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责任重大,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嗣后不必兼礼部衔”,使理藩院成了独立机构,“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于是,理藩院成了“部级”单位,其机构编制在光绪年间还有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各级官员总人数为198人,均为满、蒙人士,没有汉人。在198人之外,还有近200人的“工勤人员”。

贸易之初,两国商人自相定价。乾隆二十三年
,理藩院鉴于“从前俄罗斯渐欲增税,亦因内地商人图利私增价值之故”,令买卖城官员瑚图灵阿遵旨详定买卖规则,将城内所有货物按帛绸、布匹、绒线、细清茶、粗茶、烟草、糖果、瓷器等八类分行,选良善殷实者为行头,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中国商人在同俄商讨价还价时需以此为标准,进退一致。笔者在一份俄文史料中也看到类似中国商人一致行动的说法。这份史料的作者史林格,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曾在嘉庆二十五年
间奉命考察恰克图向东的中俄边界,与其同行的是着名的汉学家比丘林。

理藩院在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时权力很大,据《光绪会典事例》记载,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期朝会,正其刑罚”。与内、外蒙古的商贸也属理藩院主管,对去外蒙经商的商人签发“院票”,无院票为非法经营。

19 世纪的俄国学者特鲁谢维奇在其着作《19
世纪前的俄中贸易通使与通商关系》中还专门提到一份理藩院给中国商人的密令,涉及中国商人与俄国人的贸易规则,包括贸易基础、贸易策略、惩治办法、语言要求、与俄商交往方式等。具体内容为:
中国商人贸易的基础是彼此密切联系,同心协力;
应详细打探俄国人的需求,每天在全体大会上讨论收集到的信息;
限制己方商品数量,以抬高价格;
私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即使某人急欲求购俄国商品也应保持克制,不动声色;
不得向俄国人泄露商业秘密; 尽可能多学俄语,但绝不鼓励俄国人学汉语;
如果哪个俄国商人抬高物价,买卖城全体中国商人一致拒绝购买其货物。等等。

理藩院的内馆、外馆机构,不仅仅是什么“外蒙宾馆”、“蒙古王公住所”。《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一书中,对外馆有详解:“外馆设于德胜门外正黄旗教坊北,是给外扎萨克年班来京居住的地方”。当时“设稽察外馆监督一人,由都察院保送科道员司内奏委,一年更换”。称外馆在德胜门外或在安定门外都一样,因为外馆在这两座城楼外中间的地方。与外馆相对应的内馆在“东安门外御河桥”,是“内扎萨克年班来京人员居住的地方”。扎萨克是“旗长”的意思,内扎萨克指内蒙古旗长,外扎萨克指外蒙古旗长。

关于税收,京师贸易免于收税,恰克图通商后,两国议定通商地点不征税,但可在各自境内征收货物通过税。清政府在张家口设关,对往来库伦、恰克图等地贸易的商人征收关税。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增加关税,而是为了加强对商人的统一管理。乾隆二十八年
,俄国违反条约规定,在恰克图向俄国商人征收进出口税,导致俄国商品价格上涨,中国商人蒙受损失。俄国的做法引起清政府强烈抗议,成为乾隆二十七年
恰克图闭市的原因之一。乾隆三十三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确定“在恰克图、祖鲁海图两处贸易之地永不征税”
管理实践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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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定贸易制度,理藩院还具体负责来华商队的报批和迎来送往,解决贸易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年班”带动了商业发展

俄国商队到达中国边境地区后,首先与边境长官交涉,由边境长官
报理藩院,理藩院再报送内阁或直接请旨,之后由理藩院派员到边境地区,陪同护送商队到京,妥善安置。俄国商队如遇特殊情况,同样要请示理藩院方可变更。如乾隆五年秋,俄国来华商队主管费尔索夫为延期来京原因事致函理藩院,称他于这一年春天由伊尔库茨克函知鄂车赖巴图土谢图汗、铎仁王等蒙古各王请求接待,但理藩院派遣的拨什库官员于秋天始到达国界地方,为避免冬日穿越“长途之隔壁沙漠”,他请求来年五月再派遣商队前往北京。

在上世纪20年代前,内、外蒙古没有明显界线,内、外蒙古的旗人均为清朝属民,而清廷的皇帝大多是蒙古王公们的姥爷、舅舅、岳父、姐夫和姑爷,蒙古人对清廷的忠实程度更高于其他民族。因此,在漫长的清朝历史中,他们的地位高于汉族或其他民族,蒙古人可以封王、封贝勒,而汉族人封的爵位最高是公爵,而且仅左宗棠一人,曾国藩、李鸿章为大清建功立业,功劳卓著也仅封为伯爵。

俄国商队到京后,由理藩院设监督官二人,负责监视俄商和调解纠纷。康熙五十二年
,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致函清政府,抱怨胡贾科夫商队在中国贸易期间,尚有中国人未给所欠货银者,计“内阁学士欠款两千四百七十五两,中国商人桑嘎金九百五十九两,巴彦三百八十四两,此人又欠订购家具钱一千三百三十三两”,要求清政府“向未交清贷款之人进行追索”。为此,理藩院于康熙五十三年七月七日致函俄督加加林,说明已令原副都御史阿尔法之子乌德及桑嘎金、巴彦等将所欠银两如数全部交给此次前来贸易之俄商队头目格里果里·奥斯科尔科夫。

外馆主要是招待外蒙古各旗来京王公贵族。清代,内、外蒙古各旗一些首领及王公贵族每年都要轮流进京朝拜、进贡、领赏,当时称为“年班”。外蒙古的来客在扎萨克率领下便住在了外馆,与他们结伴而行的商队也会住在这里。外馆据说占地48亩,盖有48个大庭院,如来人多时还可以住在与外馆相邻的东西黄寺,如随行的大喇嘛、活佛更喜在黄寺中居留。外馆是按蒙古人习俗兴建的,除有亭台楼阁外,往往宅院中还留有空地供来客搭蒙古包。宅院外还设有大的牲口棚、牛羊圈,总之,使外藩蒙古人到京有家的味道。

俄商遇到困难时也由理藩院帮助解决。雍正五年
,俄罗斯商人头目郎克请求将马匹牛羊留在边外牧放。雍正皇帝于是命理藩院尚书特古派司官一员,前去稽查盗贼,禁止斗殴。着其晓谕俄罗斯郎克,拣选善能管辖者为首,约束留在口外之属下。此外,命理藩院“行文与就近居住之总管等,着各将属下人加意约束,防禁盗贼……倘或偷窃遗失,查系何处地方,即着该地方总管等查缉交付。若不能查获,必着该地方总管等照数赔偿”。

在行政划分上,外蒙古在清代共分七盟,盟下设旗,其中仅仅喀尔喀四部及附属的额鲁特、辉特二部就有86旗。因此每逢“年班”时,这支队伍浩浩荡荡,除人外,还有大批牛马羊骆驼,牲口上驮满了货物。当入住外馆时,人呼马嘶,热闹非凡,并带动了周边商贸等经济发展,外馆地区成了京北重要的商业中心。

乾隆六年
,俄国商队事务总管费尔索夫又请求将商队多余牲畜留在口外,并要求理藩院指派人员同俄国人一同监视。理藩院于是派遣扎尔固奇
锡赖带同百什户前往该地。俄国商队将牲畜交给张家口居民谢少甫代为牧养,并与之签订合同,合同交与锡赖备查。合同内容体现了锡赖的职责:

外馆不但是为进京“年班”迎来送往,而且是与内外蒙古商贸活动始发地。外馆主要做对外蒙古的生意。近年有人认为外馆的生意是“对外贸易”,此说不确。因为在贸易最昌盛时,外蒙古在中国版图之内,在中国的行政区内。外馆出发的“走东口”商队以“京帮”为主,也有少数天津商人加入,他们与外蒙交易的货物以“洋货”为主,如玻璃器皿、煤油、洋药、洋布等;北京商人则以传统商品为主,如日用百货、丝绸布匹、佛教供品、铜铁器具、烟草、白酒、糕点、糖、茶叶、粮食等,总之“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生活用品都在贸易之中。商人们在“东口”张家口集聚(“京帮”总商号在外馆地区,在张家口设分号)、分类、包装、起运。货物在张家口装入木箱或荆条筐内,装在骆驼或骡马身上。因外蒙古地区有“瀚海”之称,到处是寸草不生的干旱沙漠,故而货物多由骆驼驮运,并且雇用经验丰富的蒙族人拉骆驼。他们吃苦耐劳,一步一步走向近3000里外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库伦是第一站,货物到达后由库伦转运到各个支号,再运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最远的可到达外蒙古最北的恰克图和俄罗斯。恰克图在清代亦是中国固有领土,当年那里还有康熙皇帝“扫北”时建的关帝庙、吕祖庙遗迹。

即中国历法,全俄罗斯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钦派中国商队事务总管八等文官耶罗非·费尔索夫及委员伊古穆诺夫,兹与张家口住民谢少甫
订立合同如下:该谢少甫承揽,将俄国大皇帝陛下商队所有之各种牲畜,于商队由北京返回之前代为管养,在乌兰托洛盖村落及附近该村之其他各处放牧,应使用自己之马匹,并给与各牧地之优良饲料。其牧场地方,应取得理藩院派来监视人员扎尔古赤锡赖之许可,并应由俄国留守监视之商队服务人员伊完·伏罗洛夫及该承揽人将各牧场地方报告扎尔古赤知晓……至于若干数额之现有牲畜,现时留归该承揽人牧养,以及若干数额将由官方带往北京,应以书面通知扎尔古赤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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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还负责维护贸易秩序,打击走私和犯罪。如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理藩院致函俄托波尔斯克城长官,告知俄罗斯商人格里果里、楼柯、讷里斯基三人潜入大清国境内贸易,被喀尔喀车臣汗属下会哨之人拿获,交送俄卡伦长官,并根据条约规定将其货物入__官。乾隆十八年,理藩院致函俄枢密院,要求处死杀害中国商人之俄罗斯属民谢利旺及其同伙。

恰克图曾是贸易中心

此外,驻扎在库伦和恰克图两地的理藩院司员也对维护当地治安及贸易秩序负有重要职责。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钦差监督库伦商民事务理藩院员外郎“为严肃匪类以安商贾怜恤民生张贴告示”称:

在清代的中俄贸易中,恰克图作为重要的贸易点,曾盛极一时。在俄罗斯和西欧的文献中,它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不过,汉族商人则把恰克图称为买卖城。

圣恩浩荡,内外一统,满汉各有籍贯。尔等汉民在外贸易种地,或在各札萨克处领票,或在其处衙门领票,俱要各安生理,体圣恩遵王化,量力求财,勿得藏匿匪类,多生事端。恐有不法之徒藏匿在外,混□冒籍,横生事端,为此,本院合函出示晓谕,查明造册。凡我册内子民在外种地贸易者,恐各札萨克各衙门人役□倚势扰害商民,为此本院特行晓谕,以安民生。除本院特谕外,倘有差役横行,扰害商民者,准尔等投衙禀告……本院人役查获,或彼商民□法,定以逃民解部治罪,决不轻恕。各宜凛遵,
慎之。特示。

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在1728年6月25日,清朝与俄罗斯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南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在蒙古语中阿勒坦布拉格又称“南恰克图”,不过汉名为“买卖城”,所以一些在恰克图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在阿勒坦布拉格发生的。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另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

综上可见,理藩院既是对俄贸易规则的制订者,也是其执行者。

买卖城是一座矩形城,长六百四十米,宽三百六十六米,以木建垣,周设四门,北门与恰克图南门相对,距离不过一百三十米。城门之上建有塔楼,置兵看守。买卖城具有纯正大清国风格,城内主要街道有二,十字横贯其中,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末,这里已建成房屋二百余所,并有神庙二座。

二、理藩院监控下的喀尔喀蒙古在中俄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此外,中国还向俄国出口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而俄国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货品。到恰克图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既有晋商,也有京帮。

康熙三十年
多伦诺尔会盟之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成为清政府在漠北地区的代理人,在理藩院的监控下处理中俄贸易问题。库伦互市兴起之后,尤其是18
世纪中期中俄贸易统归恰克图一处后,喀尔喀蒙古在中俄贸易中的作用迅速突显。另一方面,由于喀尔喀蒙古在地理上位于传统的中国和俄国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在两国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也因此被赋予战略意义。清政府正是在利用喀尔喀蒙古处理中俄贸易的过程中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

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这些商人就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

喀尔喀蒙古在中俄贸易中的作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多伦会盟之前,充当中俄贸易的中介,独立与俄国进行贸易;
会盟之后,归附清朝,其与俄国的贸易变成中俄边境贸易,清政府为笼络喀尔喀三部之一的土谢图汗,确立其为喀尔喀诸部之长,令其在理藩院监控之下处理对俄事务。但是,由于清政府忽视喀尔喀蒙古的贸易需求,导致乾隆三十年
发生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库伦办事大臣桑斋多尔济走私大案,清政府从此不再完全信任土谢图汗家族。此后,清政府开始着力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和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并将权力逐步收归中央。下文以多伦会盟、库伦大臣设立两个事件为分界点,对这一问题详加论述。

1729年清朝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1737年,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1762年,置库伦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其后,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致失和绝市。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重新通市。在早期,这里夏天的贸易量用“车”来统计,冬天的贸易量用“雪橇”来统计。1800年贸易量达到840万卢布,到十九世纪中期,这里的贸易额达到了1600万卢布。

清朝初期至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之前,喀尔喀蒙古尚未归附清朝,它在中俄贸易中发挥着中介作用。17
世纪初,俄国人在东进过程中首先与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台吉部落相遇,双方开始了频繁的贸易与通使往来。随着俄国势力不断东进,30
年代,俄国人已经与车臣汗部和土谢图汗部发生接触,并有了贸易往来。从70
年代起,俄国与喀尔喀之间的官方贸易进入到一种较为稳定的时期。互有商人到对方领地进行贸易:
1673 年6
个“代表蒙古呼图克图喇嘛的使臣到色楞格斯克出使并进行贸易活动。1685 年9
月,23 名代表土谢图汗的蒙古人来到通金斯克……1684 年1
月俄罗斯公职人员达拉斯·阿法纳西耶夫
为首的俄罗斯公职人员离开色楞格斯克赴喀尔喀购买商品。”俄国人用于交换的是衣料、皮革和成衣等日用品,喀尔喀蒙古人则以家畜、皮货以及从中国内地运来的丝绸和茶叶进行交换。可见,这一时期在喀尔喀蒙古和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一种出于生存需要而在自然、平等状态下进行的贸易,喀尔喀蒙古在客观上充当了中俄贸易的中介。

1860年,清、俄贸易全面开放,这里逐渐衰落。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更给恰克图互市带来致命的影响。蒸汽动力技术使用,再加上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从广州到伦敦的航运时间(从三个多月缩短到29天)。恰克图先是丧失了欧美货物的贸易,后来茶叶贸易也保不住了,猛降关税也无济于事,恰克图作为贸易中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后来,它一度是蒙古布尔什维克们的政治中心,接着又成为苏联边境的军事中心。

但是多伦会盟之后,喀尔喀蒙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在中俄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康熙二十七年
,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利用喀尔喀蒙古内讧之机率军突袭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落败后被迫南下内附清朝。康熙三十年,康熙皇帝亲临多伦诺尔,主持喀尔喀三部会盟,正式确立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统治。多伦会盟之后,喀尔喀蒙古地区成为清朝的一部分,喀尔喀蒙古与俄国的贸易,自然成为中俄边境贸易的一部分。喀尔喀蒙古与俄国之间的贸易也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状态下的贸易,而是一种时刻受到中俄关系大环境影响的并不稳定的贸易。由于土谢图汗与清朝向来关系密切,并且中俄贸易地点主要在土谢图汗领地,康熙皇帝指定其为三部之首并负责中俄事务。后者随即成为清政府处理两国贸易关系的代理人,并直接对理藩院负责。

4

康熙六十年
,清政府应哲布尊丹巴之请,颁给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鄂齐赖巴图土谢图汗”印信,令其督理俄罗斯边境事,并会同理藩院所派官员料理互市事。《恰克图条约》进一步规定:
“离边境就近者,如因偷盗、逃人事彼此行文,中国边境地区之土谢图汗汪扎尔多尔济、王丹津多尔济,俄罗斯国由边城长官,自行签字盖印咨行。”这是在法律上正式确定土谢图汗为中俄边境事务代理人的地位。此后,俄国商队或使节到达边境后,须先行通报土谢图汗,经土谢图汗向理藩院报批后,方可入境。土谢图汗在中俄交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俄使或商人也不得不与之巧为周旋。

外馆经商史在1929年结束

康熙五十八年,俄国商队被清政府拒绝入境后,俄使伊兹玛依洛夫于康熙五十九年前来斡旋,他在色楞格斯克致函土谢图汗,请求向北京递送函件。伊兹玛依洛夫在信函中的言辞甚为恭敬:

通往外蒙古的“丝绸之路”,虽与古代的丝绸之路相比路途较近,但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仍然十分艰辛,一路上险阻不断,而且全靠步行,从张家口到库伦至少要走一个月。在分号经商的伙计们往往两三年才能回京一次。外蒙古气候恶劣,一年中有六七个月是天寒地冻、冰天雪地,在那里做买卖之苦累可想而知。

谨向领有大亚细亚洲各地独裁君主大皇帝中国真主帝王陛下蒙古土谢图汗殿下,恭祝身体健康,诸事顺善。敬启者:
兹因钦奉本国君主大皇帝陛下谕旨,特命鄙人充任非常钦使,觐见贵国大皇帝陛下,办理数种要务及两国互益之事,鄙人现已行抵此间,特由随从人员之众,派遣近卫军下级军官札歇金公爵,带同龙骑兵士二名,通译一名,哥萨克人二名,一行八人,赍送通知函件,前往尊处,俟该员到达之时,请将所赍函件递送北京,所有回函亦务请向鄙处放行无阻;特随该员敬向陛下献上微物数事:
计黑狐皮一张、北极狐皮一张、红色绒呢一块,敬祈哂纳着用,永保健康,并请关照一切为荷。
,在费尔索夫商队即将启程前往中国前夕,俄枢密院来文“致大亚细亚各地独裁君主中国大皇帝陛下各最高大臣及总理外藩事务各大臣”,请求“中国大皇帝陛下向边疆各处蒙古官员颁发谕旨,俾该商队及总管人费尔索夫,以及所有随从人等与货物,于行抵国界之后,得由该处直至北京放行无阻。”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大清国理藩院致俄罗斯国政府枢密院函”,告知“我院已经饬令我中国臣属喀尔喀王管理边疆事务大臣鄂车赖巴图土谢图汗端丹多尔济知照矣。一俟俄罗斯商队行抵我国边界,并函知其前来之时,应即迅速呈报我院,此间一经接获该项呈报,该商队即当得到照例接待,并得依照条约办理商务”。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焚烧抢掠了“三山五园”及郊区许多寺院、民宅、私苑,杀害平民百姓无数。他们在焚烧抢掠东西黄寺时,将外馆的建筑也烧毁,众多商号也被洗劫一空,使外馆的商贸一度一蹶不振,二三十年后才恢复。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皇帝虽然表面上对土谢图汗颇为倚重,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放松对喀尔喀蒙古的警惕。康熙三十七年
,俄国政府先后颁布《对中国进行贸易的一般规定》和《关于对中国进行私人贸易的规定》,不仅加强了对华贸易的税收管理,还将毛皮、大黄、烟草等利润丰厚的商品经营权收归国有,并限制商队来华的年限,违者处以重罪甚至死刑。俄国官方垄断对华贸易后,其私商转而前往库伦地区贸易,这导致大量俄国商人进入蒙地并引起清政府的不安。为防止俄国人在喀尔喀蒙古地区扩大影响,清政府着手对这一地区的中俄贸易加以规范。“土谢图汗部与俄罗斯接壤边界之民互相贸易向惟土谢图汗经理,初未设官弹压,亦未着于功令”,但自康熙五十九年起,除施行院票制度,还由理藩院派监视官一人前往库伦,“会同喀尔喀土谢图汗等弹压稽查”。《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仍由理藩院选派监视官一人往恰克图管理买卖事务。理藩院在两地司官任期最初皆为两年,后分别于乾隆七年
和乾隆十一年改为三年更代。

在1917年时,对外蒙的商贸活动已走下坡路。即便如此,按《商海沉浮》一书记载:“仅库伦一处就有内地商户近五百家,常驻商人达四千来人(其中四分之一来自山西,四分之三是外馆派遣的)。”其昌盛时期商号商人更多。据《北京经济史资料》记载,到了1919年,这里加入外馆商会的商号还有149号,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商号或商人来加入。外馆地区许多商号的招牌、幌子都用蒙汉两种文字。一些店铺的账房、伙计还会说蒙语,交流起来是很方便的。

如果说整顿库伦贸易秩序,是因为担心俄国对喀尔喀蒙古的威胁,18 世纪50
年代发生的喀尔喀蒙古“归附俄国运动”,又使清政府深切感受到来自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反清暗流。这导致其进一步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于乾隆二十七年在延续土谢图汗家族管理对俄事务职权的同时,增设满员库伦办事大臣。此后,对俄事务改由库伦办事大臣报院审批,土谢图汗作为清朝代理人独立处理对俄事务的时代也结束了。

外馆与外蒙古的贸易,一是以货易货,一是货币交易。外蒙的牛羊、矿产、皮毛等都可在内地找到销路,卖出合理的好价钱。无论何种交易形式都是双赢。沙皇俄国一直觊觎蒙古,苏联也继承了这个政策,一度扶植哲布尊丹巴活佛为外蒙最高统治者。苏联反对各种宗教信仰,这位活佛没干多久就下台了,最后终于将外蒙古分裂出去。为维护祖国统一和疆土完整,在1919年时,民国政府曾派徐树铮率六个混成旅的士兵去平息外蒙古叛乱,但因内战等原因且抵挡不了苏方军队的进攻,外蒙古终于离开了祖国版图。在外蒙古“独立”后,对外馆商业的影响最为直接,无论晋商还是京商都因“税率逐次加重,限制与排斥也逐渐加强,终至贸易无法继续”。

“库伦办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满洲蒙古大臣内简放,一由喀尔喀札萨克内特派。”由喀尔喀札萨克内特派的称蒙古办事大臣。库伦大臣二员中设蒙古大臣,实际上是沿袭旧制,因为对俄事务向由土谢图汗家族监理,而蒙缺库伦办事大臣最初也是由土谢图汗部家族人员担任,第一任蒙古库伦办事大臣为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桑斋多尔济,他在被授予库伦办事大臣印信之前,已经在库伦处理对俄事务。

在此之前,直到1919年时外馆的商号,如永聚成、天德厚、广义号、隆昌玉等生意都不错。因外蒙古独立,通往外蒙的商道也断了,设在库伦、恰克图等地的汉人商号被外蒙兵丁抢劫一空,交易中拖欠的货款被“充公”,许多汉族商人被无理驱逐。留在外蒙古的商人日子更加艰难,一个叫程双料的商人在《文史资料选编》(1982年第14辑)中回忆,他在外蒙经商到1927年时,“外蒙政府对货商的待遇一天比一天苛刻,即制度一天比一天严。先是增加进出口税率,接着是调查财产,重新估价,由补收欠税,进而多方蚕食,以至消灭。外馆商人也各做停业的准备,最后还是只携带了交通骆马,扔掉大群马牛羊及一切没法携带的财产,分别分路仓皇逃回。”到了1929年,外馆商人在外蒙古经商的历史全部结束。

所谓“在京满洲蒙古大臣内简放”,实际上指从京城派出的出身旗籍的满蒙大臣,因其多数为满人而称之为满洲办事大臣。加派满洲库伦办事大臣,从长远讲是为了加强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控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皇帝最初加派满洲办事大臣,却是为了稳固其所信任的桑斋多尔济在喀尔喀蒙古的地位,从而加强对该地区的间接统治。

“走西口”、“走东口”商人的被迫离开,使外蒙古地区牧民陷入困境,苏俄本身也经济匮乏、商品短缺,根本没有能力提供他们起码的生活用品,生活日益困苦原始。一些外蒙古商人只能偷偷冒险与汉商交易(主要是以货易货),但规模太小,昔日他们与汉商平等交易的羊毛、驼毛、牛羊、骡马、骆驼、土矿石等已被外蒙政府收归“国有”,外蒙古的商人们只有些小额交易。

桑斋多尔济之母是雍正皇帝庶弟怡亲王允祥之女和惠公主,他幼年与青年在清宫中度过,18
岁才回到喀尔喀,后因从征准部有功,被封为和硕亲王,再后来因在喀尔喀王公叛乱中站在清朝一边而深得乾隆帝信任,被任命为喀尔喀汗部副将军,以架空老土谢图汗雅木丕勒多尔济。桑斋多尔济的身世背景与亲清立场,使清政府希望通过他强化对喀尔喀蒙古实行间接统治,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喀尔喀蒙古王公中间陷于孤立。而清政府更需要一个有威信的蒙古王公维持其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满洲办事大臣的派遣,正是为了扭转局面,帮助桑斋多尔济巩固其在喀尔喀蒙古的地位。

5

但乾隆三十年
年,发生了桑斋多尔济对俄贸易走私案。这一年是清政府关闭恰克图互市的第二年,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上奏朝廷,称发现来自库伦的商人和喇嘛运来的从蒙古人处购买的俄罗斯皮革,随后又禀报“恰克图往来之人,及恰克图居住人等,皆言俄罗斯尚通贸易。而协理台吉沙克都尔亦告称,曾见桑斋多尔济属下官员达赖等,有王大臣的文书,带领商人,连次赴俄罗斯贸易等语。”乾隆皇帝立即派遣军机章京阿里衮前往张家口稽查,阿里衮奏称:
“本年正月间,有桑寨多尔济驼驮经过。约计三、四十驼,俱系水獭、灰鼠等物。差役恐此内有商人物件,索取税银,伊属人曾与之口角”。这一奏报,使桑斋多尔济伙同前满洲库伦办事大臣丑达走私贸易事浮出水面。乾隆皇帝异常震怒,处死前库伦办事大臣丑达,将桑斋多尔济削爵监禁于北京,其他涉案人员一律施以惩罚。

《四合院没了》描述过外馆

土谢图汗部副将军走私案在当时是一件大案,这件案子本身反映出喀尔喀蒙古的经济需求。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后,失去了自由从事对俄贸易的权利,其贸易要受到《理藩院则例》的约束。《理藩院则例》规定,蒙古札萨克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差人前来
贸易者,“价值百两以下听其交易,百两以上由札萨克及商卓特巴以印文咨恰克图司官,交各行首贸易后复文遣回。其有不肖商人希图射利顶冒者,察出将该商与喇嘛蒙古等一并治罪,货物入官,札萨克、商卓特巴参处”。

因外馆地区是“走东口”的始点,在这里不只商业交易活跃,也带动了周边服务行业的经济发展,使外馆地区异常繁华热闹。虽然这种繁华有些畸形,但也是当时经济形态的表现。

不仅如此,喀尔喀蒙古和俄国的贸易还要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清政府只重视政治利益,忽视本国边民的经济需求,在与俄国发生冲突时,动辄闭市,对蒙民与俄国贸易严令禁止,这导致从事贸易的蒙民遭受巨大损失,他们无法换取生活必需品,甚至生存需要也受到威胁。桑斋多尔济走私案,正是对清政府忽视蒙民经济利益的一种反抗,也是喀尔喀蒙古对清政府治蒙政策在贸易上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这一事件,使土谢图汗家族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清政府不再寄希望于依靠喀尔喀蒙古王公对外蒙古地区进行间接统治,而是逐步收回权利,改为直接控制。在《旅蒙商档案集萃》一书收入的几件乾隆年间的档案中,理藩院驻扎在以上两地的司员皆自称为“钦差”,如“钦差监督库伦商民事务理藩院员外郎加三级纳为严肃匪类以安商贾怜恤民生告示”、“钦差驻扎库伦地方总理夷汉事务喀尔沁贝子理藩院侍郎胡、理藩院左侍郎辅为奉上谕不准与俄罗斯私自交易晓谕事”、“钦差库伦印务处案呈为晓谕各商民人等不准前来库伦恰克图左近各札萨克地方贸易严饬遵行事”等,这说明理藩院派驻司员在这一时期权力已经很大。

进京公干的蒙古王公贵族,有些人与城内的蒙古王爷有关系,就在外馆稍事休息再进城,有些人就住在这里。这里有集吃喝住为一体的大商号。清末民风日落西山,外馆一带还冒出了多家集吃喝嫖赌抽一体的旅舍,供有钱人在这里吃喝玩乐,许多八旗子弟也混杂其中,通过吃喝玩乐与来京的蒙古王公贵族拉关系,为他们到蒙古地界去游玩、狩猎创造机会。作家方彪的小说《四合院没了》对此有所描述。

乾隆四十年
,清政府“通过《将军、参赞大臣、盟长、副将军办理事务章程》的制定和划分牧地,在制度上强化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并在桑斋多尔济的继任车登多尔济时期,将权力转移到满洲办事大臣手中。土谢图汗家族不再真正拥有清政府在漠北地区代理人的身份,其对中俄贸易的监理权也被收回。

在外馆地区还有几家供蒙古王公和客商洗浴的大澡堂子。那些风尘仆仆从口外来的蒙古王公和客商们,进京前都要在这里泡澡、洗浴、搓澡和修脚。除清洁卫生,解除疲劳外,还有一项事要做,即清洗从草原带来的气味。蒙古人以食牛羊肉为主,身上难免有内地人不一样的味道。有些王公因要进城去晋见慈禧太后,怕身上有羊肉味而引老佛爷反感,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太后属羊,最忌恨别人吃羊肉。所以,他们有人要在这里泡好几天,好在大澡堂子都有饮食供应的业务。

三、理藩院监理中俄贸易的政治利益主导原则

为了方便草原来客,外馆有些饭馆、澡堂子24小时营业,灯火彻夜通明,这在百十年前是很新鲜的事。除有商业、服务业,还有给骡马钉掌的作坊及给牲口看病的兽医。他们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从口外来的蒙古客商。清代八旗军中的蒙古八旗兵一支队伍驻在密云檀营,如果进京办事也喜欢在外馆附近打尖、休息。北京民俗专家金受申在《口福老北京》一书中,对外馆地区的饭馆及特色有记述,他称有一家小饭铺人们只记得它的绰号是“鸡鸣馆”。这家饭铺“在安定门外鸾桥北,二道桥南路南,大悲院隔壁,以‘油炸炒面片’出名。至于得名的缘故,因外馆密迩出口客商,皆在此收晚,打坐地尖,夜不封灶,通宵营业,风口外猪车、客商货车来京,无论日夜,皆到此齐集,日出上饭座时,已作过若干起营业,所以称为‘鸡鸣馆’”。“‘鸡鸣馆’除招待来往客商外,北营差弁、富户瘾士,多在此夜饮,当时有‘三馆’之称,即‘外馆’、‘烟馆’、‘鸡鸣馆’”。

对于中俄贸易,清政府向来轻视其经济利益,仅将其作为实现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理藩院作为处理对俄事务的机构,它对两国贸易问题的处理必然也受到政治关系的直接影响。

金受申写的是清末民初时的外馆地区。他说“自清代以至民初两百余年,外馆最富,街道房屋极其讲究,今已拆落殆尽。”外馆地区那时“鸦片烟馆已至十余家之多”,已预示着外馆繁华的消失。

理藩院处理中俄贸易问题的一贯做法是,利用俄国对贸易利润的迫切追求,恩威并施,俄国在行动上符合清朝的政治利益,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贸易诉求,否则以中止贸易相威胁。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是17—18
世纪清政府在对俄关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准噶尔问题又是重中之重,平定准部,历经康雍乾三帝,费时之久,费力之大,实所罕见。下文以准噶尔问题为例阐述理藩院在监理中俄贸易过程中所秉持的政治利益主导原则。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外馆地区十分破旧,到处是私搭乱建的小平房,街道也不整齐。改革开放后,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许多商场及饭店在此扎根落户,外馆地区又成了城北的繁华地段,尤其在亚运会和奥运会召开时,更是热闹非凡。历史上的外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有人想研究老北京的商业史,外馆不应该被忽略,应该填补历史空白重彩浓笔加以记述,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

准噶尔是在中国西北兴起的与清政府抗衡的蒙古族政权。准部雄踞于中国西北边陲,其控制区域与俄国领土相连,一旦俄准联合,将对清政府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为换取俄国保持中立,清政府每每以贸易利益相与之。在尼布楚谈判中,清政府同意了俄国人定期来华贸易的要求,这一决定直接受到噶尔丹散布的关于得到俄国支持的谣言的影响。但事实证明,清政府许以俄国贸易权利的决断非常正确。因为此后不久,为与俄国建立真正的军事联盟,噶尔丹多次遣使(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三十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三十五年)
前往俄国联络,但考虑到对华贸易的丰厚利润,俄国政府并未响应其提议。

此后,每当清政府准备用兵准部,或因该问题有求于俄国时,便恩威并施。以康熙五十六年
复准来华俄人赊货为例,康熙五十四年,由于俄国商人随意赊货给中国商人,以致货款不能归还。这些人屡屡向理藩院告发。理藩院上报后将欠银之人治罪,又以国库之银代为偿还。为避免类似事情发生,清政府严禁俄国商人赊销商品。但康熙五十六年,理藩院却应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所请,允许五十五年到京的古夏特尼科夫商队赊货给中国商人。原来,这是由于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于康熙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分别用兵哈密与西藏,清政府时刻警惕俄准关系,及时对俄国予以安抚。

但是,当俄国不愿满足清政府要求时,理藩院也会及时加以“警告”。雍正九年
,清政府准备派遣德新使团以庆贺俄国安娜女皇登基为名,再次前往土尔扈特联络,其真实目的是劝说土尔扈特蒙古在清政府用兵准部时出兵相助。但俄国方面以“土尔扈特早为我俄罗斯国所属,倘若别国派使前往土尔扈特,如无我女皇之命,我等不可擅自放行”等语予以拒绝。

理藩院很快做出反应。先是在“为请准许派往土尔扈特大臣过境等事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中,对俄国的抱怨加以驳斥:

来文内称:
闻得尔处前来贸易之人甚多,所带货物亦甚多,且情愿与我等之人贸易。惟因尔等派遣管理边界商务之理事官不奉命行事,肆意勒索贪污,扰害中国商人,故该商人等未将所带货物售完即便返回等情。本院查得,我边界派驻官员,乃专为排解两国商人因贸易所生争端而设。贸易之人皆持证前往,买卖事宜皆随其所愿。所带各种货物之数量及购集之多寡,并无强制之例。怎可令我商人所带货物之多寡与尔商人所带相符?
本院所派官员若有违例贪赃、勒索商人之处,则商人自然前来诉讼,办理界务之王等亦必奏闻;
本院亦不时访查,若有弊情,必依法治罪。两国友好之道关系甚要。为此,尔等亦应训示尔边界长官,切勿滋事,惟有以友好之谊为重要。

之后则又对俄国指责俄商贸易及边界官员结案不公事不予理会: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兹据贵萨纳特衙门致我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之文书内称:
我办理商务之郎克前往京城贸易时,尚未贸易完毕贵国即将其遣回,致使货物多半带回。今倘若限期贸易,则自然违反所定和约。再,库伦地方办事之台吉官员等对马驼等盗案处理不公等情……前年郎克来贸易时,所带皮张物件因受潮而生虫掉毛。又因郎克等任意抬高物价,以致商人不购。凡买卖时,需彼此议妥价钱,方可成交。今郎克所带货物不好,且又抬高物价,实难强迫商人购买。是以朗克所带货物滞销。其所谓将其遣回,乃系借故推托之词,此实不可信。库伦地方若有偷窃马驼之事,应陈告该喀尔喀汗、王等办理。今文内所报情由并不详明。由此看来显系无踪无影之事。为此咨行。

在理藩院的“警告”下,俄国方面终于同意德新使团前往土尔扈特,并一路友好接待。对此,清政府很快投桃报李。雍正十年
二月三十日,理藩院传旨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要求一旦明年泛青时节准噶尔“侵犯边界,致使喀尔喀等骚乱”,应安全护送贸易完毕之俄罗斯商队顺利返回。这一年闰五月,又应俄商务总管朗克所请,允许俄商经由喜峰口、齐齐哈尔返国,“尔俄罗斯等若需租买驼马牲畜及购买食用物品,则照时价公平卖给”。九月,因前往土尔扈特部总管内务府大臣来保奏报,在京城贸易完毕后赶回马匹的俄罗斯人被喀尔喀等掠夺,并被射伤三人,雍正皇帝立刻命“理藩院尚书特古拿问肆意抢掠之喀尔喀等,依法惩处。其所有抢掠马畜照数征收,归还俄罗斯”,强调“其射伤俄罗斯之喀尔喀人,务必查拿,严究正法”。

乾隆皇帝时期,同样使用这一策略。乾隆二十年 ,乾隆皇帝利用准噶尔蒙古发

生动乱之机出兵准噶尔。为稳住俄国,理藩院允许俄弗拉德金商队经克鲁伦河来京,并主动致函枢密院告知:

我院于接到书面呈报之后,即行奏明我国大皇帝陛下,奉谕依照条约,派定哈方接待入境。该商队已由国界得到一切保护,接待到京,并于到京以后,已在俄馆任其自便完成商业事务矣。现贵国商队总管阿列克歇于商务完毕之后,提出请求,拟经由前来北京时所通行之克鲁伦道路回归俄国,依照该总管人之请求,贵国商队已由专差哈方,护送至俄国边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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