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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研究扩充俗文学史整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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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卷是俗文学系统中的一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马西沙于10月1819日在扬州举行的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会上向记者介绍,中国宝卷是在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一种说唱文本,演唱宝卷称作宣卷、念卷或讲经。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宝卷研究逐渐成为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等领域研究的热门课题。

《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尚丽新、车锡伦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1月第一版,98.00元

  当务之急是建立宝卷文献资料库

山西大学文学院尚丽新副教授与老一辈宝卷学研究专家车锡伦先生合作完成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我国宝卷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是对北方民间宝卷的概述性、宏观性研究,探索了北方民间宝卷形式的变迁、与其他民间文艺形式的交互影响、地域特色以及南北方宝卷的比较等。下编则为北方民间宝卷的个案考察、微观性研究。包括对于不同时期和地域中孟姜女故事宝卷的考察、对于《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红灯宝卷》等几部北方重要民间宝卷作品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全书还有两个重要附录,除了有关北方民间宝卷的参考文献外,还有一个篇幅相当大的(将近200页)“经眼北方宝卷提要”,系作者对所经眼的近年新出现的民间宝卷所作详尽的概述和提要,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宝卷总目》未予收录的。内容包括每种宝卷的著录,收藏和版本情况,开卷、正文、结卷的形式以及故事内容等。显然,这份内容详实的“经眼录”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如此,全书实际上包括整体研究、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三部分,三者有机结合,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有关北方民间宝卷研究的很多难点问题。

  宝卷及其演唱活动,既是古老的,也是现实的,在中国民间文化史上,已经延续发展了近800年。扬州大学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车锡伦表示,现存中国宝卷文本1500余种、版本六七千种。根据其内容,宝卷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仪轨,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的宝卷;另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和少量在民间宣卷时演唱的具有文学性的仪式歌,主要是从清代到现代的民间宝卷。

宝卷有着悠久历史渊源,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民众娱乐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其中山西、河北等地区一直是宝卷流行的中心地区,有着丰富的宝卷资源,也是构成这些地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将宝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仪轨和劝善说教,这一类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教派的宝卷;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和少量在民间宣卷时演唱的具有文学性的仪式歌、俗曲,这一类主要是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根据这样的分类方法,宝卷实际上具有双重特质: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说唱文本,宝卷演绎宗教教理,是宗教经卷,不是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大量的宝卷是说唱文学故事,因此,宝卷又是一种带有信仰特色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

  中国宝卷的研究始于顾颉刚、郑振铎,顾氏将宝卷推荐给学术界,郑氏将宝卷纳入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体系,开启了宝卷研究的契机,二人可谓中国宝卷研究的开拓者。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丘慧莹表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世瑜、泽田瑞穗、胡士莹、关德栋等学者,对宝卷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对宝卷进行田野调查。

但是这样的划分并非机械的,其时间界限也只能大体而言。比如论著指出“宝卷的民间化绝不是从康熙之后进入民间宝卷时期才开始的”(第8-9页),对此,论著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民间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唐宋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已经出现非常具有民间色彩的宝卷作品;但是宝卷的这种发展态势随着明代秘密宗教的兴起而中断,民间宗教为了传教布道的需要,也利用宝卷这种形式宣扬教义、吸引信众,由此此一时期宝卷主要转向宗教宝卷;进入清代之后,又出现了向民间宝卷的回归。由此来看,中国民间宝卷呈现着一种“之”字形发展轨迹。如此分析,将宝卷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理清了宝卷发展的真实脉络,从而揭示了民间宝卷才是古代宝卷的主流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扬州大学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定勇表示,百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宝卷研究已经积淀了丰厚的成果。继续推进宝卷研究,当务之急是建立宝卷文献资料库,为研究者提供完备的文献资料基础,这将对宝卷研究的深入产生巨大推力。据了解,扬州大学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心计划建成大型中国民间宝卷文献数据库,而该数据库的首部成果《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已于近日发布。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后面这一类宝卷作品,同时也强调,这两类作品很难截然分开,而时常呈现出交叉发展的面貌,两者确有交集(第100页)。比如论著指出:民间教派宣卷不可能仅在正式、庄严的法会场合,也应有比较轻松的、偏重于娱乐的场合,否则没有必要去将民间故事改编成《手巾宝卷》。今天青海宝卷有“大经”“真经”“闲经”之分,江苏靖江宝卷有“圣卷”(讲唱神佛故事的宝卷、专供做会敬神之用)和“小卷”“草卷”之分,正是民间教派在不同场合宣念不同的宝卷的遗留。虽然从著录、传世的大量教派宝卷来看,民间教派的宝卷似乎仅用于传教之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正德年间倚称佛教的“道人”可以看出民间教派的宣卷人也游走民间,服务于民众的信仰、教化娱乐生活。这与民间宝卷时期念卷先生的功能是相同的。(第31页)实际上,由于宝卷与宗教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即使在民间宝卷时期、世俗题材宝卷勃兴之后出现的作品,佛教、道教等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的理念甚至可以说是民间宝卷的灵魂,这些方面在对某些具体宝卷的分析中时有体现。

  中外学者合作项目日渐增多

考察的全面、系统是这部分量厚重的学术著作的主要特点。比如在考察民间宝卷与其他民间文学性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时,分别从鼓词、道情、善书、说书、小说、戏曲等方面展开,每一种形式的探讨都寻根探源,很好地理清了宝卷与这些民间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深刻说明,正是由于清代中叶之后,民间宝卷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大量借鉴其他民间文艺形式,如此才造成宗教宝卷向民间宝卷转化的结果(第77页)。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伊维德表示,近年来,宝卷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外学者合作项目的增多,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不断合作进行宝卷收集和宣卷表演的田野调查。特别是有关宣卷表演的调查工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宝卷卷本、宣卷艺人、斋主、信众和一般观众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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