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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角与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几个问题

政权的建立,自然会有帝王臣属集中议事,商讨、决定、颁布的地方。自古以来,宫殿就是这样的所在。同时,由于夏商之际原始宗教遗风的浓烈,宫殿从建造到使用,更多地与求神问祖的祭祀活动相关。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故二里头遗址是夏末商初的一个以宗庙遗址为主体建筑的都城遗址。帝王臣属主宰和使用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重大典礼、册封加冕、出师授兵、外交盟会、献捷献俘的行政场所。虽然夏代各种祭祀时表演的舞蹈现已无法描述,但是,古时祭祀必有歌舞则是不争的定论,历史上的夏末商初,在今天的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内平整宽阔的场地中,历史上应该有过歌舞表演的时刻。《管子·轻重甲》记载有“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二衢”。此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代表着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齐国法家,只是以此为反面例证,阐述自己的社会理想,但夏桀的大事乐舞的情形却由此略见一斑。从这则记载中可见,夏桀居住在都城宫内,在清早的都城端门内外,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女乐舞人,以至于发出的声音响遍全城,这个事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后人的议论中成了他“侈乐误国”的一个显要罪证。

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考古地层学与夏代舞蹈文化相关物的认定,史料中记载的跟夏朝末代君王夏桀有关的舞蹈事件,可能发生在考古学界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第二部分是讲考古类型学与远古舞蹈风格,
类型学是考古学进入到对发掘所获资料进行分析过程后,所运用的基础方法之一。通过考古类型学,可以从已经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的类型来观察和分析其主体一致的形式以及其透露出的审美标准。第三部分主要以考古学方法实证的文化“稳定态”与“骤变期”为框架,初想中国古代舞蹈史分期的新角度。

如此,以考古学领域发现的舞蹈形象资料为核心内容,以这些舞蹈本体的发生、发展、稳定、变化为主干,从形态上观测某一种舞蹈是如何生成并走向稳定,随后又是哪些文化变数的掺入使其“稳定态”发生摇摆、回旋乃至进入“骤变期”的文化解体和重组,以这些呈现于舞蹈本体变化历程的此消彼长来给予古代舞蹈史以一种艺术学和文化学意义上分期;而分期本身涵盖时间和朝代的过程,但朝代的政治性因素已退居于次要位置,建立在考古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舞蹈文化功能内涵分析、文化功能转变内在动因分析,应成为舞蹈考古学的终极目的。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发表茅慧文章《考古学视角与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了“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印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即所谓的“二重证据法”。自此,从考古学领域获取材料以论证历史,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中国舞蹈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遵循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一步步推进中国舞蹈史的研究。但是,至今许多的古代舞蹈考古形象,仍然是作为相对笼统的佐证材料,与书面的文献材料粗放地加以比对,文献资料的概括性和文物资料的具体性之间存在着隔阂。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向前推动一步。

一、考古地层学与夏代舞蹈文化相关物的认定

原文作者: 茅慧,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这门学科的终极目的是研究人,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从实物上会折射出人所外化和内存的思想意识。作为以人体为媒介和表达载体的舞蹈,则更是多方面反映着人的物质现实和精神世界。考古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在进行了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之后,获取到实物资料,然后再进行记录、保存、归类、审定、编排、整理等各有具体要求的技术处理,然后再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同时辅助某些自然科学的检测手段,对考古对象首先进行年代(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断定。在多种多样的大量实物资料对比分析、整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进一步的综合性和理论性的研究成果。

考古;舞蹈史;研究;中国;陶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本体;分析;文化;王国维

本文刊于《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原文出处: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自从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得益于当时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其本人的中西方治学训练背景,率先在他的研究汉代烽燧制度的《流沙坠简》一书中,运用了他提出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印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即所谓的“二重证据法”。自此,从考古学领域获取材料以论证历史,成为20世纪最主流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之一。特别是百余年来,随着我国一项项重大考古发现的横空出世,更是将悠久古老的中国历史活生生地推到了世人面前,让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实现了时空穿越,使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府库。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编)

图3甘肃酒泉干骨崖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原文标题:《考古学视角与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几个问题》

考古界将二里头文化分为1-4期,从出土文物的文化类型看,其后两期与商文化相联,前两期与晚期龙山文化相承接,在这四期的各个阶段内皆有宫殿基址被发现。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两座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也就是说,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现已发掘的称为“一号宫殿、二号宫殿”的两座基址,则属于第三期,即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宫殿的存在,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帝王占有着一所大屋,等于拥有一个权力之下的各个实体。

文章最后强调,应以考古学领域发现的舞蹈形象资料为核心内容,以舞蹈本体的发生、发展、稳定、变化为主干,以呈现于舞蹈本体变化历程的此消彼长来对中国古代舞蹈史作艺术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期。建立在考古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舞蹈文化功能内涵分析、文化功能转变内在动因分析,应成为舞蹈考古学的终极目的。

图1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该文指出,对于时空艺术的舞蹈历史现象,尤其是远古时期的舞蹈形象,研究工作的资料主要获取渠道,是附着于舞蹈图像的器物或自然物,主要体现在陶器和岩壁画的考古对象中。在考察和分析陶器、岩壁画中存留的舞蹈形象材料时,以考古发掘为基础背景,兼顾原始造型艺术及绘画方面的因素,相关的考古学知识有利于理解舞蹈的时代背景、地域特征、民族种类、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文化因素;又由于这些形象的舞蹈图形实际上是陶器制作者或绘画者眼中的舞蹈成像,有创作者所属文化群体及个人化因素,既有在审美方面的共性,也包含了创作者的独特个性化差异。而对于舞蹈本体而言,其舞蹈画面所呈现的风格性则是从考古类型学出发所应集中关注和研究的要点。

以考古学领域发现的舞蹈形象资料为核心内容,以这些舞蹈本体的发生、发展、稳定、变化为主干,从形态上观测某一种舞蹈是如何生成并走向稳定,随后又是哪些文化变数的掺入使其“稳定态”发生摇摆、回旋乃至进入“骤变期”的文化解体和重组,以这些呈现于舞蹈本体变化历程的此消彼长来给予古代舞蹈史以一种艺术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期;而分期本身涵盖时间和朝代的过程,但朝代的政治性因素已退居于次要位置,建立在考古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舞蹈文化功能内涵分析、文化功能转变内在动因分析,应成为舞蹈考古学的终极目的。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发表茅慧文章《考古学视角与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几个问题》。中国舞蹈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遵循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一步步推进中国舞蹈史的研究。第一部分分析了考古地层学与夏代舞蹈文化相关物的认定,史料中记载的跟夏朝末代君王夏桀有关的舞蹈事件,可能发生在考古学界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作者认为,一切考古学领域贡献的舞蹈材料是最毋庸置疑的古代舞蹈本体资料,而我们的舞蹈史学领域对考古学真正从学科意义上的借鉴吸收,乃至开创其特有舞蹈考古学专门学科意义的理论研究实践却非常匮乏。

通过考古类型学,我们可以从已经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的类型来观察和分析其主体一致的形式以及其透露出的审美标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陶器的国家之一。制陶技术在中国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有很高的制陶技艺和抽象图形的描绘能力。这些图形具有原始的抽象之美,古朴的材质与抽象的美感达到了和谐的境界。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标志之一,这时的人类从旧、中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经济转变为农耕与畜牧经济,开始定居生活。对生活环境、生活用具有了较高的要求,陶器取自随处可得的泥土,成为生活中数量最多、用途最广的器皿,同时陶器的制作工艺、使用功能代表着那一时代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从种类上来说,中国的陶器有彩陶、素陶、印陶等形式。从地域上说,陶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的河母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迄今发现的几个主要的舞蹈彩陶盆、彩陶罐几乎都出自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类型(见图1、2、3)。

作者认为,一切考古学领域贡献的舞蹈材料是最毋庸置疑的古代舞蹈本体资料,而我们的舞蹈史学领域对考古学真正从学科意义上的借鉴吸收,乃至开创其特有舞蹈考古学专门学科意义的理论研究实践却非常匮乏。因此,不妨尝试借鉴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的相关理论概念来对中国古代舞蹈史做全新视角的艺术本体为主导的分期。

对于时空艺术的舞蹈历史现象,尤其是远古时期的舞蹈形象,研究工作的资料主要获取渠道,是附着着舞蹈图像的器物或自然物,主要体现在陶器和岩壁画的考古对象中。在考察和分析陶器、岩壁画中存留的舞蹈形象材料时,以考古发掘为基础背景,兼顾原始造型艺术及绘画方面的因素,必要的考古学知识便于理解舞蹈的时代背景、地域特征、民族种类、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文化因素;又由于这些形象的舞蹈图形实际上是陶器制作者或绘画者眼中的舞蹈成像,有创作者所属文化群体及个人化因素,既有在审美方面的共性,也包含了创作者的独特个性化差异。而对于舞蹈本体而言,其舞蹈画面所呈现的风格性则是从考古类型学出发所应集中关注和研究的要点。如同为新石器时期的舞蹈彩陶盆,它们即同处于一个相对接近的时空范围内,它们之间有统一的、主流的风格,但在细部有绘画者独特的处理。共性和个性对比分析,在其共性中归纳出其类型的形成及延续,在偶发的个性中摸索存在细微差异的舞蹈形象背后掩藏的文化变异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此消彼长态势。正如著名考古学家罗斯在其代表著作《史前海地: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一书中所提出的:“类型与风格可以反映左右古人行为的文化。类型是指器物制作者努力使其作品符合的形式;风格是一社群中影响器物制作者行为的一种审美标准;类型和风格只是考古学家设置并认为可以代表古人思想的概念;类型和风格可作历史的研究;在其研究中,类型和风格在时间中的内在连续性和它们在空间上的差异性是同等重要的。”

客观讲,一切考古学领域贡献的舞蹈材料是最毋庸置疑的古代舞蹈本体资料,而我们的舞蹈史学领域对考古学真正从学科意义上的借鉴吸收,乃至开创其特有舞蹈考古学专门学科意义的理论研究实践却非常匮乏。因此,不妨尝试借鉴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的有关有效的理论概念来对中国古代舞蹈史做一全新视角的艺术本体为主导的分期,例如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稳定态”概念,并以考古学的工作实证此“稳定态”。“最普遍的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的一般进程是先有一个相对‘稳定态’,然后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迅速成长,一系列新的因素紧随其后,然后又是一个相对的‘稳定态’。……有效的考古学的分期就是要将那些急速变化的部分做为分界线,……找出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出现时间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的开始,就是考古学家最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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