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世界文学 › 《北京晨报》:那一代学人的风范已逝

《北京晨报》:那一代学人的风范已逝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等,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等。

来源:《北京晨报》2016年12月25日

2016年,洪汉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该书回忆了作者从少年时代至今的人生经历,介绍了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其中对冯友兰、贺麟、洪谦等诸位老师的深情回忆尤为动人。近日,洪汉鼎先生在京以“哲坛旧事——我北大的那些老师们”为题做了一次讲座,本文系根据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冯友兰与贺麟是中国现当代哲学的两座高峰,两位大师身后,却呈现出贺门兴旺、冯门寥寥的景观。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我在台湾讲学多年,2013年离开台湾时,那里的博士生对我作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于是以访谈内容为基础出了这本书。书中记录了很多北大往事。北大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陈来,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洪老师,你书里边讲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真是太好了,这本书让我能了解北大更深层的一些东西。

其中缘由,也需要从洪汉鼎先生的《客居忆往》中找。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1

洪汉鼎先生是贺门高足,不仅在学术上,在生活上也曾得贺麟先生多方照顾,由于历史原因,洪汉鼎先生青年时代备受挫折,贺麟先生却始终予以关怀,帮助他破格上了研究生,当研究生毕业那天,贺麟先生在酒宴上郑重拜托:洪汉鼎是我的弟子,请大家多多照顾。

《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洪汉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

不计名利,倾囊相授,贺麟先生磊落人格令人感动,遗憾的是,那一代学人风范如今已成稀缺品,令人无限唏嘘。

“得天独厚”的北大哲学系

您与贺麟先生是如何认识的

今天我讲一些哲坛旧事,主要谈北大的老师们。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的哲学系可以说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时期,因为只有北大一所高校有哲学系。当时把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全部集中在北大,所以北大有近一百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像熊十力、贺麟、洪谦,美学方面有朱光潜、宗白华,历史哲学方面有朱谦之,梁启超有一个弟弟叫梁启雄也到了北大。还有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几位哲学教授,有一位叫方书春,希腊文很好,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就是他译的。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只有3所大学有哲学系。到北大后,我第一个去拜访贺麟先生,因为中学时我读过他的书,因此从喜欢文学转向喜欢哲学。

当时全中国的哲学教授都集中在北大。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能有这样多的教授来熏陶自己。

贺麟先生虽然是大学者,却非常和气,中学时我看过贺麟先生译的《小逻辑》,但没看懂,便问贺先生:哲学从哪里开始学?贺麟先生说:黑格尔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哲学史。

我的哲学生命跟贺麟先生联系在一起

我看了一段哲学史,又去拜访贺麟先生,贺先生又转过头来说: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做学问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点,不能什么都学,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问应该从哪个哲学家开始,贺先生建议从斯宾诺莎开始。

我首先要谈的是贺麟教授。在我看来,贺麟教授是能把西哲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位大哲学家。贺先生翻译了很多黑格尔的东西,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同时又是研究阳明学、陆王心学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往往把黑格尔的理论一方面跟朱熹的理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王阳明心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等于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了,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正是在贺麟先生的建议下,我确定了一生做学问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我做几十年斯宾诺莎,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止。后来我钻研诠释学,我一直在研究,可能一直要研究到我死。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 2

您是如何成为贺先生的弟子的

作者洪汉鼎读研时与贺麟先生合影

1957年夏,我被错划成右派。1960年摘帽,回到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摘帽右派不等于不是右派,行动仍受监督,当时贺麟先生也处于逆境中,但贺麟老师得知我回到了北大,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回避我,反而有次托人捎话让我到他家去。

那个时候我去拜访贺先生,他首先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想到学哲学?我告诉他:我是从文学进入到哲学的。贺先生说太好了,哲学本来是抽象概念,你如果完全从抽象概念出发,肯定做不好,只有从文学中感受到这种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对哲学的理解才会更深刻。我以前只知道看文学书,没有想到贺先生把从文学到哲学这条路的有益之处给我指出来了,所以当时我感到有了信心。

大学毕业时,我想报考贺老师的研究生,即黑格尔研究,贺师认为黑格尔与政治太近,最好考温锡增先生的古希腊哲学,离政治远,且温先生刚回国。温先生的考卷完全是英文的,考完后我去拜访温先生,温先生说国内哲学系的学生质量太差了,二十几份试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满意,有些人连英文也看不懂。我踌蹰了半天,终于说:由于我的政治问题,科学院是不会录取我的。温先生说:如果他们不录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当然是名落孙山的,可是正如温先生所说的,这年他就没有收研究生。

接下来贺先生问我:你知道哲学要怎么学吗?就我们今天来说,学哲学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首先要学的就是哲学史,这与学其他学科不一样。比如物理学,物理学史都没人注意了,要学的是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的渊源就在古代经典里,所以学习哲学史对学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贺先生告诉我:要想在这个领域站住脚,除了要有一般的哲学史概念,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点上做起。这对我一生的启发太大了。从今天来看,在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学者,绝不是什么都研究的,而是在一个点上做到了“深”。我举一个例子,已故著名哲学家方立天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的研究领域是佛学,他只研究佛学。很多的学者都是这样,比如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洪谦先生是研究分析哲学的,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都是在一个点上。贺先生说千万不要变成万金油。

毕业后,我被分到陕西省永寿县,一待就是15年。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招研究生,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而我已超了一年。贺麟先生马上找相关领导谈,最终破格允许我报考。

我在大学跟博士研究生谈话的时候说,我对博士研究生有四点要求:第一,做哲学研究一定要客观;第二,要从一个点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要向大师学习,大师很重要,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胡塞尔的学生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是伽达默尔,都是非常优秀的;第四,博士研究生一定要有霸气,没有霸气不行的。还有,学习哲学,必须要做翻译,不做翻译,你不能够完全理解,不能完全进入。

毕业那天,社科院参与我答辩的老师们在四川饭店吃饭,在晚宴上,我才见识到了中国传统的所谓学风、门风,我记得在敬酒的时候贺先生站了起来,双手紧握,深深地拱着手说: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这位洪汉鼎是我的门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一种老一辈门风的表现!这种场面,我想以后都不会有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贺先生表露了这种门风。

我的哲学生命是跟贺先生联系在一起的。我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别的老师都对我避而远之,但是贺先生没有。在那个时候他要我读斯宾诺莎,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斯宾诺莎的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人生。我们读书要跟我们的人生结合起来,人生有时候非常不幸,想要从苦难的意识中摆脱出来,可以读一读斯宾诺莎。斯宾诺莎24岁时就被犹太教放逐,他不仅没有工作,而且人们都要与他保持距离,不能跟他说话。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哲学研究,后来成为一位很重要的哲学家。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您40多岁回到北京,怎么找房子呢

在我的人生当中,既有不幸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在人生幸运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就是费希特。费希特的人生也很奇特,他家境贫寒,连学都上不起。但是他很聪明,记忆力很强,别人说过的话他马上就能背出来,后来一个大地主资助他,一直到大学毕业。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定要去见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结果他就徒步去见康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费希特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花朵,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在欧洲影响很大。他后来获得了耶拿大学的教席,当时听他课的学生非常多,教室里装不下,于是他把学生带到教堂里去上课,结果遭到教会人士的反对。歌德建议费希特换个教室,但费希特不愿意,他说他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做。这就是他的性格。

我当时来北京是孤身一人,没有结婚,哲学所里有一位我北大的同学,他的太太把她的妹妹介绍给我。由于要结婚,房子的问题就更格外显得着急。当时我正在任贺先生的助手,当贺先生知道了我这种困境,他就给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许立群同志写了一封陈情信。看在贺先生是老专家的份上,许副院长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下达给总务处。可当时社会科学院要房子的人太多,此事也没有成功。当得知社科院已经不会配给我房子后,那时已经近80岁的贺先生,有一天突然很认真地跟我说:汉鼎,我们今天不办事。我领你去一个地方找房子!贺先生找了一位老朋友,可人家说:贺先生啊!这里哪还有房子啊?你看我住什么房?

由此我悟到了人生有阴阳两面,有动和静的两面。人生有不幸的时候,也有幸运的时候,在不幸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多地想到斯宾诺莎,在幸运的时候就会想到费希特。

真的,那时的北京市区已经连一间房子都租不到了。当时东四大街上哪能找到房子呢?贺先生当时搞不懂实况,但他的那种真诚的热心,我是至今难忘的。陈辉/文

在我最不幸的时候,贺麟先生是这样来教导我的。尽管当时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但还是受到影响。考研究生考第一,结果不录取我,给我分配到陕西,然后从省里又分到咸阳专区。在困难的时候,贺麟教授经常给我写信,使我非常感动。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贺先生要我报考,当时报考研究生的年龄上限是40岁,我已经超了,41岁,但贺先生说没有关系,他向社科院为我特别申请。就这样,在贺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考回了北京。贺先生在我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克劳利如是说

老先生们有“经世致用”的观念

贺麟先生也曾对我产生过误会。

当然,从民国过来的这些老师,也有很多我们今天的人不太了解的一些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冯先生表现并不好,但是你要了解这背后的原因。老教授们有一个情结,叫经世致用。

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从表面看他们关系很好,但一到学术观点,互相就水火不容。

贺先生也同样,我有一次陪他去看徐梵澄先生,我陪贺先生到中央党校讲课回来,徐梵澄刚从印度回国,见面时问了贺先生一句话,说贺先生你从哪来?贺先生说,我是从中央党校讲课来。徐梵澄老先生马上说:“贺先生,你始终抓住党校不放啊!”这句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呢?在1949年前贺先生就被蒋介石多次约见,并在国民党的“党校”讲课,1949年后因为讲黑格尔,毛泽东接见了他,又在中央党校讲黑格尔。对贺先生来说,关键是传播他的学术,他讲求“经世致用”,这大概是这些老先生们很重要的观点。朱熹、王阳明,可能都是这样一种观点。

一次我替贺麟先生写了篇介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历程的文章,介绍了我国一些近现代哲学家,涉及到一些对他们的评价,其中也涉及了洪谦先生,洪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认为洪谦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在述评中高度赞扬了洪先生,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颜子之乐”

当时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代写的,而贺麟先生跟洪谦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有差异。贺先生曾私下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语言事情,质疑洪先生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知识分子有一个境界,就是在学术中感觉到愉悦和美。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气象与颜乐》,促动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北大王博、李中华等谈到的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北大哲学系老教授都是长寿的。的确是这样,冯友兰活了95岁,周辅成98岁,贺麟90岁,宗白华89岁。他们说,北大哲学系是一个长寿系。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教授心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入哲学境界,感觉哲学是生命当中的爱好。我现在也是如此,尽管我年纪这样大,但是一讲到哲学,心里就完全被哲学的意义所充满,感觉到愉悦。

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

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出处:澳门新葡亰2018 http://www.remote-pc-spy.com/?p=5175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