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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小报“三剑客”

小报青年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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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传奇》 图/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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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郎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 图/晶报
“上海十年”是张爱玲创作生涯的黄金阶段,虽然有人更认为她的顶峰期只有1943-1945的短短两年多,因为抗战胜利后,她失去了她的舞台,人们也不给她写了,于是她从而走入编剧的领域;再者她更以“梁京”的笔名,在小报写连载小说。从顶峰到谷底再转变而重生,人情冷暖,百般况味,唯她自知。
当时在小报界有“江南第一枝笔”之称的唐大郎与实业家文化名人胡梯维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唐大郎原名是唐云旌,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他原在中国银行工作,1932年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该报编电影版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1945年4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几年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和《小艾》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1946年11月张爱玲的《传奇》出了增订本,是由龚、唐两人虚设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因为当时出书必须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总经销,山河图书公司实际上是一块空招牌,所刊出的地址、电话是龚、唐两人写稿的地方。据沈鹏年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着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唐大郎说《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曾送他一本,并在封面的背页题了字。张爱玲给唐大郎的题字是——“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
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倒是张爱玲的佚文。
1946年12月3日唐大郎在《文汇报》发表《浮世新咏·读张爱玲着《传奇增订本》后》云:“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注曰:“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其实早在1945年7月的《杂志》上就说:“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但据《海风》周刊说:“据与她相熟的人说起,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杀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脱稿以后,忽然嫌她起头的一部分,并不满意,所以截下来焚毁了,而现在只剩了下半部。”
胡梯维原名治藩,是浙江实业银行的掌权者,业余却办《司的克报》小报、以“梯公”、“鹈鹕”、“不饮冰生”、“拂云生”之名在《金钢钻报》、《社会日报》等小报上写短文,混迹于中下市民的文化圈子,是剧评家、京剧名票。抗战胜利后,胡梯维以实业家身份接手并执掌了由大光明、国泰、美琪等影戏院组成的上海国光影院公司。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在胡梯维任大光明电影院总经理期间,做过胡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据张茂渊的同事朱曼华说:“张爱玲有时随她姑姑一道看试片,和在座的人见面,也只微笑点头而已。”胡梯维的夫人金素雯是“江南四大坤旦”之一,长期与周信芳同台搭档,也能演话剧。1940年在卡尔登演出《雷雨》,周信芳饰周朴园,金素雯饰繁漪,胡梯维饰周萍。后来和桑弧一道,干脆成立了业余话剧团“孤鹰”,该剧团排演过洪深的《寄生草》等。
桑弧原名李培林,1933年肄业于沪江大学新闻系,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后来因得识着名导演朱石麟,在朱的鼓励下从事剧本写作。他起初写的三个剧本《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均由朱石麟先后搬上银幕。1945年初,在朱石麟及陆洁的支持下,桑弧自编自导了《教师万岁》与《人海双姝》。文华影片公司成立后,桑弧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基本导演。抗战胜利后张爱玲遭受舆论与感情的双重打击,她放下手中的笔,完全没有一篇作品发表。此时桑弧委托柯灵请张爱玲为电影编剧,张爱玲同意了。于是两人合作《不了情》、《太太万岁》,一编一导珠联璧合,曾在上海滩名噪一时。而两人之间的情事,一度充斥上海各大小报。绯闻并非空穴来风,张爱玲的《小团圆》最后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叫燕山,明眼人一看即知,此人乃桑弧无疑。《小团圆》细写两人的情事,更坐实了当时的传说。沈鹏年也说“龚之方曾主动想使桑弧与张爱玲缔结秦晋之好。解放后,前辈夏衍同志是上海市的文化主管,把桑弧吸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把张爱玲吸收入剧本创作所任编剧,我亲眼看到‘桑弧与张爱玲合影’的彩色照片——这在当时,市场上没有彩色照片,只有电影厂有此条件。”
1950年3月24日《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的前一天,桑弧就以“叔红”的笔名发表《推荐梁京的小说》,他倾情礼赞:“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十天之后,有笔名“传奇”的故作神秘地发表《梁京何人?》,从文中提到他夫人亦是艺文圈内人,娘家在杭州来判断,这对夫妻就是胡梯维、金素雯夫妇了。据魏绍昌文章说:“1946年7月,桑弧约我去石门一路旭东里他的家里宴会,同座的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龚之方等。”可见他们彼此早就熟识了。《十八春》连载完后的第二天,唐大郎就去看张爱玲,之后马上刊发《访梁京》一文,告知读者俟《十八春》修订好后,《亦报》马上出单行本。这“三剑客”一路护驾着“祖师奶奶”,可谓“有情有义”了。对此张爱玲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在《小团圆》中她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幸亏有他。”确实是桑弧开启了张爱玲的编剧之路,使得从小喜欢看电影,继而写影评的张爱玲,更接近电影一步了——创作起电影来了。

青年张爱玲的海外求学路两度被战争打断。“欧战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大读了三年,只差几个月就能毕业,又遇上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二年夏,时局稍定,张爱玲搭船返沪。她先考入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想谋取一纸毕业证书。但“圣校”的教学法让习惯自学的张爱玲不太适应,同时,她利用课余时间替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分散了精力。张爱玲渴望早点经济独立。她既不想毕业后当公司文员,又有了英文写作的成功经验,于是才读了两个多月便主动退学,转而拓展中文卖稿生涯。

尽管张爱玲生于上海,却因镇日读书,涉世未深,与现实社会难免睽隔。想要融入十里洋场的新环境,她需要走出书斋,与外界多打交道。而为了尽快熟悉都市风尚,免不了多翻报纸,尤其是小报。

张爱玲爱读小报。在她心目中,“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这看法略嫌夸张,也未必准确,却反映了她对小报抱以极高的认同感。

1945年7月21日,《新中国报》社在咸阳路二号召开“纳凉会”茶宴。席间,《海报》社长金雄白问及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答复说:“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

张爱玲对小报的认同感,也体现在她的散文创作中。《私语》写她小时候与父亲同住,“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并且“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与胡说》又说,自从路易士发表怪诗《散步的鱼》,遭小报逐日嘲讽,张爱玲竟也“全无心肝”地“跟着笑,笑了许多天”。

《公寓生活记趣》述及一位“开电梯”的人,“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在那次纳凉茶会上,张爱玲进一步重申:“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稍加推理可知,回沪后的张爱玲与姑姑同住,除了《新闻报》,她们也订小报,所以每日闲读,成了忠实读者。

澳门新葡亰登录,唐大郎的打油诗

具体来说,张爱玲订了哪两份小报呢?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社会日报》。话得从张爱玲返沪后发表的首篇中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杂志》十一卷五期,1943年8月出版)说起。此文先是兴致盎然地抒发对上海人的好感:外表白与胖,内心则遇事通达。遂举例细数上海人的“通”:一是逛街时,听店里的学徒口齿伶俐地对其同伴解释“勋”、“熏”二字的分别;二是《新闻报》上的广告,文字“切实动人”。当谈及上海到处是性灵文字时,则抄引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并给予高评: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打油诗的作者,经张爱玲的同龄“粉丝”李君维披露,说是唐大郎:

四十年代,我是上海小报的忠实读者,排日拜读唐大郎(云旌)的诗文。据此推断,此诗是唐大郎所作。“张女云姑”系指京剧名伶张文涓和云燕铭。张爱玲文中也说明此诗写作背景:“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张文涓余派女须生,唐大郎极赏其艺,时有诗文称颂;云燕铭其时在上海唱戏,后来去了东北。

唐大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享誉沪上,人称“江南第一枝笔”。他常年为多家小报执笔,作品之多,简直浩如烟海。笔者费数月之功,终于觅得诗的原文及出处:

《难求一首》

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求任使踏穿鞋。

张文娟与云燕铭,为更新之两块头牌,一夜邀饭于新雅,故作此诗,必有人从旁骂曰:“文人无耻,一至于此。”

(《社会日报》1943年1月22日,署名: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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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其一,因纯凭记忆,张爱玲记错一字。其二,“去年”不能算错,因为那年2月5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依国人所见,1月22日可算作前一年。其三,诗注里的更新,指位于牛庄路的更新舞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新雅则是南京路上的新雅酒楼。两地相距约三百米,步行仅需五分钟。至于唐大郎自称的“文人无耻”与张爱玲所谓“放任”,是否不谋而合了呢?笔者心存疑虑,却也不便说透,惟愿读者对“踏穿鞋”一语多费思量。

《社会日报》堪称小报里的“高眉”。它力求正派,不涉狎亵,在主编陈灵犀的刻意标举下,还成功打通新、旧文学的樊篱,吸引了众多新文学作家。鲁迅就以笔名“罗怃”为该报撰文,而曹聚仁、徐懋庸、郑伯奇、周木斋、金性尧等名家,也都替其供稿。不过,若论其中最知名、稿件最丰者,自非小报的自家人唐大郎莫属。《高唐散记》自1936年起一直写至1945年,总数达千篇以上,另有笔名大唐、大郎、云裳、云哥、云郎等等。

文字之交

揆以常情,既然张爱玲的首篇散文,就对唐大郎赞叹有加,两人之后也有长期合作,那他们初识时理应关系融洽。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1944年12月2日,唐大郎以“刘郎”笔名在《海报》发表《见一见张爱玲》,文中说自从读完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浣锦集》和《传奇》,便对她们景仰备至,称“现在上海出风头的许多男作家,他们这辈子就休想赶得上她们”。他听说苏青“比较随便”,然而“张爱玲则有逾分的‘矜饰’,她深藏着她的金面,老不肯让人家一的”。两三月前,唐大郎遇到一位李先生,是张爱玲的表兄,唐同他说“曾经想请她吃饭,结果碰了个钉子”。李先生拍胸脯为其牵线,竟也“消息杳沉”,李后来答复说,“她姑母病了,她在伺候病人,分不开身”。短文的收尾令人感觉唐大郎心情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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