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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古籍修复师杨利群——复活历史的“面糊匠”

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记载了这方水土灿烂的历史文化。然而,收藏分散、跨越地区广泛,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装帧方式、造纸工艺等,为古籍的保护与抢救带来了挑战。

藏文古籍修复师杨利群—— 复活历史的“面糊匠”

从2008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深入各边远地区,摸清古籍家底、修缮珍贵典籍,让这些资源能够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焕发出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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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在山体岩洞内的藏文经书,栩栩如生的东巴象形文字古籍,蕴藏着傣族历史、地理、语言等大量信息的傣文贝叶经……在云南省图书馆,珍藏着一大批版本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

杨利群正在教授学员人工纸浆修复法。

作为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厚重又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各类古籍存量已逾百万册。从2008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就深入云南各边远地区,对散存各处的各民族文字古籍进行登记,对濒临消亡的珍贵典籍进行修复。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絮化、水浸、火烧、烟熏……每一本珍贵的古籍身上都刻印着历史打磨的痕迹。独特的造纸工艺、装帧手法更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相交融的杰作。修缮复原的古籍,成为云南丰富民族文化历史资源的见证,也为已经有110年历史的云南省图书馆再添一份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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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家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未修复的纳格拉洞藏经。

翻开一本薄薄的古籍,仔细地记录下书籍的行款等各项信息。“整个房间里翻书的声音此起彼伏,却意外地让人觉得安静。参与普查工作,亲身体验到的古籍和想象中的有很大不同,让我真正地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美。”提起古籍普查工作,云南大学学生何俊印象深刻。

澳门新葡亰登录,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为了破解项目资金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云南省图书馆与云南大学、云南省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合作,引入学生志愿者,动员他们参与到古籍普查工作中。何俊和其他40多名同学,就在今年暑期成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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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始工作前,古籍著录、古籍书影拍摄等具体的工作流程和技能,都有专业的老师进行培训。”何俊回忆道,在老师的带领下,一个工作小组每天要完成差不多上百册的古籍信息录入。当那些焦黄、带着虫蛀痕迹,甚至有些已经脱封的书页摆在面前的时候,何俊和她的同学们体会到了纸张背后的分量。

处于修复过程中的纳格拉洞藏经。

记载着木氏土司诗文的《玉湖游录》、古代典籍《穆天子传》……每一本都让人赞叹不已,“这个工作找回的是历史记忆,提取的是文化价值,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毕业以后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古籍保护人。”何俊说。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长期以来,大量古籍散落于地方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寺庙。收藏分散、跨越地区广泛,给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与抢救带来了困难。为了对这些珍贵典籍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修复,云南省图书馆分期、分批组织古籍修复志愿者深入各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调研,力图摸清“家底”。今年暑期,22名傣文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古籍保护爱好者,作为志愿者奔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全州开展傣文古籍普查工作。

7月13日,是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举行的第五次藏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的最后一天,41名来自5个省区市的学员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教室。面对破损古籍,学员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大家不时向导师“杨老师”发问具体方法技巧,杨老师耐心细致,手把手演示,时间在手指间流走,不少破损古籍逐渐“重见天日”。

“动员最广泛的力量参与到古籍的保护工作中,更有利于增强这项文化事业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计思诚说。从2012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共举办了20余期各类型全省古籍工作培训班,受训人员约1920人次,大大提高了古籍普查工作的整体水平和普查效率。目前,云南全省共完成古籍普查登记3.7万部,近25万册。

这位杨老师,就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云南传习所导师、云南省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他已从事汉文文献修复、古书画装裱40余年。他衣着朴素,外表无华,对手下要修复的古籍却很在意、很严苛、很细致。如今他虽已退休,但每天仍准时出现在图书馆,修复、教学、研究,一工作就是一整天。2014年,他在全国开创性地提出对藏文古籍文献修复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经修复了“纳格拉洞藏经”1800余叶,使这批在纳格拉洞发掘的藏文古籍重获新生。

以干代训,为地方培养实用专业人才

杨利群生长在一个古籍修复世家。“我十几岁就跟随父亲装裱字画、学习古字画修复。1979年进入图书馆古籍部,一直工作到现在。一辈子也就会做这么一件事。”杨利群戏称自己就是个“面糊匠”,不过谁都知道,这个“面糊匠”对中国古籍修复的重要性。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处山崖绝壁的岩洞内,一批长期封存的藏文佛典被人发现。经过认真挖掘,考察队共抢救出2285叶藏文佛经,后被称作“纳格拉洞藏经”。

完善方案,破解难题

“10多个箱子里堆放着残破的古籍,火烧的痕迹让书页都粘连在一起,上面满是泥土,需要立即进行清理。”第一时间赶到的杨利群回忆,他是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但是类似藏文古籍的修复在国内并没有先例。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民间古籍考察组从一名采药人口中得知,距离香格里拉县100多公里的一个洞穴内有一些藏文经书。考察组迅速行动,历经艰辛发掘出藏文经书12种、2009叶,入藏迪庆州图书馆,后将其称为“纳格拉洞藏经”。

2014年,“纳格拉洞藏经”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然而古籍修复人才缺乏,只能通过“以干代训”的方式,手把手地培养专业人才。挑大梁的正是杨利群,“没有先例就自己想法子,没有人就自己培训出人。”

“我们得知迪庆州图书馆发掘出这批藏经后,马上前往。当时藏经被装在纸箱里,堆放在库房,打开纸箱,藏经大多破烂不堪,要么完全粘连在一起如同砖石,要么就残破不堪,大部分都有火烧的痕迹,和泥土杂糅在一起。状况堪忧,急需抢救性修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慨叹,“还好我们赶到了。”

“地方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难点主要在修补用的纸张,还有少数民族特有的装帧方式。”杨利群说,修复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纸样,然而遍寻贵州、安徽等地,却依然无功而返。“一些民族有自己特有的造纸工艺,里面一些天然的原料有防虫蛀功能。”杨利群说。

“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类似藏文古籍修复的先例,都认为‘条件不成熟,先放一放’。”杨利群说。

为确保古籍修复的质量,杨利群和他的团队就地取材,寻找狼毒草提取原液,进行手工造纸,研究出了一套可行的创新修复方案。历时4年,这套珍贵藏品修复完成,正式面世。

杨利群彻夜难眠,反复思考修复方案。他找到专家和领导,说:“藏文古籍和汉文古籍一样有不少相通之处,我摸索摸索,肯定能修,我有这个自信。”

参与这一工作的除了少数专家,大部分都是来自地方区县的志愿者。“我们都是一边学一边干,古籍修复有共性,也有个性,而大多数古籍的挖掘,第一现场都在基层,带着技术回去,可以弥补基层没有古籍修复力量的缺陷。”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图书馆的志愿者陈春艳全程参与了“纳格拉洞藏经”修复的志愿工作,谈到感受,直言“取的经还不够”。

反复商讨过后,他和专家们共同商讨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确立了按照原貌、不作装帧、整旧如旧、最小干预等原则,并确保所有的修复材料都可去除、过程可逆。

除了藏文,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还在彝文、东巴经、傣文等古籍的装帧形式、纸张特性、版本价值、修复技法上进行了探索。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典籍都是第一次创新性的修复。“可以培养一大批地方人才,对今后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杨利群说。

杨利群便信心满满却也小心翼翼地探索起修复的具体事宜来,“古籍修复的具体情况复杂,一定不能被经验所惑,走入误区。要大胆尝试,小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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