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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略谈陈三立

一提到陈三立,许多人立即会想到徐一士、吴宗慈等人笔下的那位雅望清标、萧然物外、性情渊默的老儒。其实,青年时代的陈三立一直是一个颇为自负的才子。他继承了陈宝箴健谈豪爽的作风,与友朋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的同时,使酒斗诗、张灯纵谈时时可见,征歌赌酒、流连坊曲在所难免。晚年始终折磨着陈三立的便血病,究其根底,也与青年时代的纵饮大有关联。这一段生活,在三立本人的诗文中也曾留下一二痕迹。

光绪四年(1878)三月,毛庆蕃来长沙拜谒三立之父宝箴,盘桓数月,游宴不辍。七月初三日,三立邀约廖树蘅陪同毛庆蕃又一次访游衡山。“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灯就饮,倚几纵论。”谈话涉及学术流派,三立受家学影响,倾心于王阳明氏,对朱子之学则颇有微词。不料,生性循谨、笃守程朱垂为家范的毛庆蕃,听闻此言,“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半夜时分,三立不断听到庆蕃辗转叹息之声,最终忍不住起身来到庆蕃床前,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虑至此耶?”庆蕃不语,“微昂首颔之”。次日清晨,二人“一笑而解”。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所谓代表性,就是自清末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剧变,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感到旧有的一套治学路数,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无法对历史和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谋求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建立一种新的学术思路,而结果,则是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在近现代的有成就的学者中,这样的一种文化追求与治学心态,确乎是有代表性的。

与毛庆蕃这位“畏友”相比,湖南武陵人陈锐(伯弢)才是陈三立少壮俊游的真正良朋佳友。二陈气味相投,狎若昆季。陈锐身怀良玉之才,却为衣食所驱,四处奔驰,往往“寄其意于讥诃谑浪”,“颇与世凿枘”,人皆指目之曰:“名士!名士!”外表看来轻世肆志的陈锐,实际上也是一个“爱气类,笃故旧”且“善感易怨”的性情中人。因此,尽管两人“所操颇持异同”,“未尝不互怜微尚,终始厚情感于冥漠也”,昆弟之交“相保数十年”。而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所录三立致陈锐书札,也正是谑而不虐的名士之气的真实记载。

我们知道,陈寅恪很早就接触了西方近代学术思潮。他十三岁即东渡日本学习,除了中间有短暂的假期返国外,一直至十六岁。二十岁时又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后又入瑞士苏黎世大学。二十三岁回国,二十四岁时又就读于巴黎大学。二十六岁返国,三十岁到美国哈佛大学,三十二岁离美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这样,直到三十六岁时受聘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返国。

陈锐之外,陈三立的另一位老友黄忠浩同样堪称性情中人。光绪三十年(1904),闭门索居的陈三立得知黄忠浩“以候选道改授狼山镇总兵”的喜讯后,抚今追昔,不禁追忆起年少时的段段往事:

如果从十三岁算起,到三十六岁,共二十四个年头,他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著名学府学习或研究,加起来则有十七八年。这就是说,从少年起,经青年而步入中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文化主体的社会度过的。而在德国的时间最长。

我初识泽生,踯躅长沙市。短小精悍姿,蓬勃搴霞绮。城南校经堂,灯火罗髦士。文学富穰穰,呻哔就案几。谈兵好大言,君与杜五耳。(谓杜云秋。)而我相谐嬉,颉颃夸爪觜。遮邀每晨夕,饮啖恣睥睨。东街买豚蹄,西市斫鱼尾,南园供瓜蔬,北巷赊酱酏。满堂八九人,喧呶翻瓮蚁。或为上鹆舞,或效猕猱跪,或击剑破柱,或洒墨涴纸。被醉踏广坰,明月如泼水。杂沓据树石,错乱排泥滓。君时赤双颊,仰天立岌嶬。饥鸦啄其头,眼眵发尽指。扶掖到敝庐,倒枕鼾尺咫。中宵映烛坐,谢我谓几死。姜茗点肠腹,掉舌更拊髀,指画格斗状,捕盗同捕鬼。……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正是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学派形成并占据主流地位的地方。本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在其享有声誉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把兰克在德国史学界的地位与歌德在文学界中的地位相并比,盛赞他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

阅尽人间沧桑,回首年少时的赤子情怀,怎能不让人阵阵感伤?

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正是兰克在历史学上作出的成就,“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所有人的师表”(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8年版,第215页,“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研究者已指出,陈寅恪虽然在其论著中从未提到他从西方学者那里接受了什么思想或观点,但从治学的路子看,他是受到兰克学派影响的。这是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不可忽视的一面。

三立心性既高,得名又早,偏偏久售不果。抑郁侘傺之馀,难免心生不平之气。除了在外同陈锐等人借酒浇愁,回到家中有时也会对着妻子罗氏倾吐一番。罗氏沉笃如其父,平日寡言少语,承顺颜色,但规劝丈夫却“言皆戆切”。三立“尝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入则与罗氏言之。罗氏愀然曰:“有务为大言对妻子者邪?”一言惊醒梦中人,三立为之面惭,不能答。然而“酒酣耳热”之际,“中郁发愤”,往往又会情不自禁地再次向妻子诉说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他深受本国传统思想的浸染和影响。这包括很多方面,可以撰写几个专题来论述,这里我想只对他的家世渊源作一些分析,而着重谈谈陈三立的思想。

光绪十一年(1885),湘抚卞宝第(颂臣)听说陈三立长于文辞,急欲致之幕府,于是屈驾拜访。三立“以其先施也,往见之”。交谈间,贵为巡抚的卞大人“所言虚浮无实,无适听者,于洋务尤远”。“彼此言论不能相入,而可以共事乎?”三立毅然辞谢了巡抚大人的盛情邀请。即便是数年后,三立高中甲科,居官京曹,也自觉早非仕宦中人。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父子二人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革职处分。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机遇再次降临:陈三立与邹代钧、杜俞等六人同时被光禄寺卿曾广汉奏保,谕准着各督抚给咨送部引见。匪夷所思的是,两人却以“变法人”自励,以为“中国人变法,当自抗旨始”。

比较起来,陈寅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问政治。即使处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书斋式的生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陈三立的名士之气,肇始于湘,鼎盛于湘,终结于湘。光绪初年,陈锐、黄忠浩、易顺鼎、袁绪钦等湘中少年,均是激发陈三立名士习性的重要人物;丁酉、戊戌之间,黄遵宪、罗正钧、熊希龄、邹代钧等维新之士,均是陈氏父子“名士行”中的常客,乐则啸歌,愤则痛哭,主宾意气上干云霄;戊戌、庚子之祸,父死而国变,君父家国无可复问者,从此湛冥忧愤,刳肝瀹髓,以成诗歌文字之奇,名士之气遂澌灭于此。其后,流风馀韵,虽不绝如缕,壮观终难再现。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陈寅恪除了他的学术著作外,还写有不少旧体诗。他的诗能熔铸唐人李商隐与宋代江西诗派于一体,有其独特的既深情又冷峻的标格。从这些旧体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重压。不过对于像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留学欧美诸国,直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相当高深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压不是表现为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表现为冷静、从容地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四月,陈三立成进士;五月,以主事分吏部考功司;七月初,请假回籍。这是陈三立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的仕宦经历。

这种学术心态是如何养成的?我想可以从陈三立的思想发展中得到一些线索。

陈三立到任不久,吏部的一位书吏衣冠楚楚地登门相贺。三立根据来人的衣着、举止,“误以为搢绅一流”,遂“以宾礼接见”。书吏见状,喜形于色,“亦昂然自居于敌体”。交谈不过数句,三立始知访客原来是本部的僚吏,“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羞愧难当,掩面而去,临出门时小声嘀咕:“不得庶常,何必怪我?”强颜自饰之馀,颇含讥刺之意。三立虽以楷书不中律而未入翰林,又岂会迁怒于无知书吏?真正令他勃然大怒的,还是“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实大悖体制”。三立当众“折其僭妄,弗与假借”,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借此表明对纲纪坏弛的深恶痛绝。

其实,积重难返的又何止吏部?长官颟顸,属吏弄权,早已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书生毕竟是书生,名士只能是名士。陈三立原本也是身怀大志,亟于有所作为,如今亲身经历了小京官的真实体验,这才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浮沉郎署”,什么叫“难有展布”。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三立以侍亲为名毅然辞官而去,此时距离三立到任刚刚两个月。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民国十三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

三立辞别京师,经天津,往游金陵,留月馀,八月始还长沙。三立在南京的这一段行程至今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目前所能确定的只有以下一点:三立在宁一月,一直寄宿在与父亲为昆弟交数十年的父执许振祎家中。十五年后,三立寓居南京时,还曾在一首题为《瞻园·集次抱冰宫保韵兼呈花农布政》的诗中自注道:“己丑夏曾留瞻园一月,时许仙屏丈为布政使。”至迟己丑(1889)八月廿六日,三立已回到长沙。认真推究起来,三立中甲科后“不数月即告终养”,事先极有可能同父亲做过商议。而归途中逗留南京,可能也是为了驱散心中的抑郁和失望。此时此刻的陈三立,也许并不如后人所猜测的那样意态从容、悠然自得。三立此行,在江宁布政使官舍内结识了许振祎之子恩缉(熙甫),父辈相交数十年,两位年轻人虽是新交,却也惺惺相惜。恩缉“恂恂儒雅,颜温而气肃”,而三立则“意态暴露,酒酣或益恣语不检”,二十余年后,恩缉辞世,三立为作碑铭,回首往事,怨艾、愧疚之心依然深沉而真挚。

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参据郑逸梅《艺林散叶》)。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与陈宝箴相比,陈三立的确缺乏游刃于官场所必备的一些素质。己丑辞官之后,戊戌维新时的趋庭赞画同样暴露出三立不谙宦术的“弱点”,即便是后来接管南浔铁路总理职事,也终因格于人事而废罢。任事南浔铁路局时,陈三立经常自谦:“书生指画肚,赧未习其器。”细细体会此类诗句,也可以将其视为三立的自知之明。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人。1853年(咸丰三年)生。这时其父宝箴已中辛亥(咸丰元年)恩科举人,回乡从祖父伟琳治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年,陈宝箴入都会试,落第,留京师。这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陈宝箴饮于城中酒楼,遥望火光,拍案大号,尽惊四座。

书生意气,名士风范,既是陈三立不擅俗务的根源所在,又何尝不是他的可亲可爱之处?义宁陈氏的书生意气与名士风范,还将在此后的艰难岁月里一再凸现,留下众多可歌可泣之事。

随后他又参预曾国藩幕府,以军功擢知府。陈三立少年时仍按照传统的路子,读书作文,应州县考试,后即随父长期在其湖南官署居住。1880年(光绪六年),陈三立二十八岁,陈宝箴改官河北道,三立又随行。1882年(光绪八年)回江西南昌应乡试中式。1883年(光绪九年),陈宝箴于上年由河北擢浙江按察使,却因涉河北任内狱事罢官,复居长沙,三立又随父到长沙。

(选自《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此后一段时期,与湘中诸名士游处。这时正值中法战争,于时政多有议论。如《郭嵩焘日记》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记:“便过王逸吾、陈伯严。……伯严出示吴蓂阶信,直谓粤防一无可恃,虎门天险亦甘心弃之,不料一时重臣,昏悖至于此极。”

1866年(光绪十二年),三立三十四岁,春会试中式,但是年未应殿试,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才成进士,授吏部主事(见陈隆恪等《散原精舍文集》卷首识语)。因有感于清末官场腐败,他虽想有所作为,但浮沉郎署,难有施展,仍然回长沙侍亲。1890年(光绪十六年)十月,陈宝箴任湖北布政使。此年陈寅恪生于长沙。第二年,陈三立赴武昌宝箴官署。此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聚集一批洋务人才,购机器,办工厂,兴铁路。陈三立与当时的新派人士汪康年等交游,在武昌等地观看工厂,坐火轮车,又约为诗酒之会。三立虽未入张之洞幕府,却常为其座上宾客。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谓:“之洞督鄂之日,尝聘三立校阅经心、两湖书院卷,先施往拜,备极礼致”。易顺鼎《诗钟说梦》:“南皮师为海内龙门,怜才爱士,过于毕、阮。幕府人才极盛,而四方宾客辐辏。余与伯严,追逐其间,文酒流连,殆无虚日。”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薄注》记当时张之洞宾客分好几等,“而梁晶芬、陈三立、易顺鼎,位在一、二名流之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办强学会,张南皮师首倡捐一千五百两为开办经费。”(见《知新报》第六六册)又吴德渊《致汪康年》:“二十八日午刻得手书,欢喜无量,当时即约黄公度、陈伯严、邹、夏、叶诸君,集于学堂前厅,面酌此事。公度极佩公公会章程。……沪上同人勇跃如此,安知春梦不从此大醒,愤闷之馀,为之一乐。”(见《汪康年师友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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