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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与朋友们最后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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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米(前)和李子壮在陕北观看知青展览

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

 

——史铁生

◎史铁生是我们庄知青中唯一始终和村里老乡保持联系的人

在回味当中对人性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每逢校庆,都要用车接他去清华附中和校友聚会

2010年春天史铁生肺部感染到病危,出院后身体也一直不太好不便打扰。直到离铁生的60岁生日不到十天了,12月26日下午我们四个清华“发小”如约来到铁生家去看望他,也算提前给他过个生日。一进门希米就告诉我们,铁生为了能和我们聊得尽兴还在床上养精蓄锐。我们走进铁生房间,铁生躺在床上气色不错,像往常那样轻松地调侃:“你们又向活体告别来啦?!”不想这次真的被言中了,31日铁生就走了,我们这次探望成了铁生与朋友们最后的聚会!

困苦乃见才

为了这次聚会,铁生特意让希米跑到附近一个享誉盛名的老店买了不少酱肘子肉并烙了许多饼,陈冲则自带半成品当起了主厨,我和张铁良又买了些啤酒,马迅帮忙摆了满满一桌。话题自然从吃喝说起,大家都有过饿得前心贴后心举不起镢头的经历,张铁良说:“我现在知道了,其实那就是低血糖,直哆嗦。”我原以为一顿吃六七个窝头就够邪乎了,马迅说他们村的陈小悦还曾经一顿饭吃了120多个饺子!铁生开侃:“我有一个最精彩的,有一次在村里喂牛正饿的时候,孙子(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外号)在给人看病,人家送来一小筐馍,特香!人送给他,他不要。嘿,给我急的!我直捅他,说‘别不要,别不要呀!’他就装孙子,跟人家说病的事,我赶紧接过来跑到后面没多远,见没人,‘哐’‘哐’地就都吃了,差点没噎着!”铁生边说边做出连塞带啃的样子,给我们几个笑喷了。这种集体的潜意识行为恐怕也就会发生在我们这代灵魂深处闹过革命的人身上,铁生这么多年来对插队生活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回忆里,而是在回味当中对人性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不止必有得

铁生和孙立哲插队的关家庄与我们邻村,我经常带老乡去找立哲看病。马迅他们村离关家庄有30多里路,也偶尔去串门。他说最痛苦的是一次穿了双新皮鞋去铁生那儿,去时还挺得意,没走到就受不了了。铁生乐着说:“第一次赶集,李子壮把他那大皮靴穿上了,走到最后就扛着那皮靴了!”铁生还提到最后一次回京时曾和马迅一起到西安,那时他的腿已不跟劲了。铁良也有邪的,因为隔着一道川,25里路,带老乡去立哲那看病居然还挣工分!原来他跟老乡变工(看病的老乡给他出工分),乐得在铁生那住几天。陈冲是老高一的,比我们大两三岁,远在宜川县插队。由于“不放心”我们,插队没两个月就窜到我们延川县来了,说是为了给我们小哥儿几个“拔份儿”!铁生在《黄土地情歌》里曾写道:“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说的就是陈冲,他“视察”每个村都大唱200首,用立哲的话说,陈冲是200首的传播者,也是我们的爱情启蒙教师!

延川县里有个清平川,川里有个关家庄,离公社所在地(关庄镇)十里地。在庄东头崖畔上有两眼窑洞,西面住的是房东,一个婆姨三个娃,男人在西藏是个“公家人”(干部)。而东面那个窑洞,1969年住进了五位北京知青,五十年后一回首,这窑里出了两位名人,一个是孙立哲,一个是史铁生。这两位名人的共同点是:成名虽有早晚,可名动天下之时,都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学历;都是既不可学习,又不可复制的“怪杰”。

感叹那短暂时刻给我们带来极高的幸福指数

我和立哲本来被安排在关庄大队第三小队,结果与立哲同班的六名女生一致表示不愿和孙在一个队。立哲只能“出门靠朋友”,找到过去相熟的同学史铁生和曹博,立哲被他们“接收”了,顺便也就捎上了我。

铁生天资聪慧,从小喜欢诗文。赴延安插队时,火车上的一首小诗竟让立哲目瞪口呆,从此不言格律。铁生不仅有极好的记忆力和细致、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表达能力极强,话虽不多,却总是一语中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冷幽默,所以和铁生聊天是极其愉快的事。聊到陈冲、立哲、铁生等人回陕北时一路蹭吃蹭喝蹭车更是趣闻不断,陈冲描述了自己在火车上大侃“扎根农村干革命”,被请到广播车厢,结果查票被抓的尴尬及宣传有功被免票的得意,还眉飞色舞地讲到与铁良在车座下面用手套传递车票和藏在厕所门后玩“小空城”的经历,铁生短短数语便惟妙惟肖地把一个顽童陈冲活活再现了出来,他学着陈冲当时的样子,一手捧着个烧鸡,一手攥着根黄瓜,居然向“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哭穷道:“我们回去可没钱了啊!”说得铁良指着陈冲:“这就是你,这就是你!”陈冲脸红地笑着,我们其他人只有抹眼泪的份了。

插队不到100天,铁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发难了,疼得死去活来,走遍延安各处,均说无法医治,只好由立哲陪着回北京就医。利用这次回京,立哲“走后门”在酒仙桥职工医院看了三个月门诊,而铁生在京看病期间,也结识了许多各个年级的清华子弟,开始“高朋满座”。等到铁生和立哲返回关家庄,队里考虑实际情况,安排铁生去喂牛,而立哲则靠着“三个月”的底子,开始了他的“合作医疗”事业。

受苦更是永恒的话题,说到当年最可怕的是早上天刚蒙蒙亮,队长就呐喊:“搂灶(上工)啦!”铁生接过话茬:“那还不是最可怕的,什么可怕?下起雨来,今儿正高兴(不用上工了)呢,哥儿几个正玩牌或者赖着不起,忽然晴了!队长这一叫,那叫一窝火。”一席话马上勾起我们都曾经历过却又都想不起来的美好时光,纷纷感叹那短暂时刻给我们带来极高的幸福指数。铁生意犹未尽:“尤其早上下雨,听见外面的雨声,那睡在最里头的一跟头折过来,把所有人压了一个遍!”这一幕真是历历再现呀!陈冲话锋一转,问铁生:“立哲在那里从来没干过活吧?”铁生说:“刚开始干呀,干了没几天。第一天掏地,扒一个光膀子,那皮肤的颜色青里带黄,一身哈喇肉,大裤裆提到肚脐眼以上,人家排着队横着掏,他一人‘咣’‘咣’‘咣’往上掏,掏到山尖上看不到人了,半天没下来。上去一看,喘不上气来,给架下来了!”逗得我们前仰后合。立哲是铁生的终生挚友,又是我们清华园的“发小”,每每和铁生聊天总少不了拿立哲调侃,不亦乐乎。

立哲当时是赤脚医生里医疗技术最好的,这在全国也无争议。但是铁生也有个“第一”,却不为人所知。就在他们1969年回庄之前,铁生母亲拿到了医院开具的证明,靠着这个证明,铁生可以病退回京,但被铁生“要过来”撕掉了。这在全体知青中恐怕也是唯一的。

我们从“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聊到典型的陕北人种和相当开放的民风,铁生不仅记得那具有游牧民族基因元素的高鼻梁和浅而发灰的眼珠,更对陕北道情、陕北“酸曲”情有独钟,他还记得知青黒荫贵带县宣传队演有点像蒲剧的古剧和王克明地道的说书。陈冲说立哲方言说得也还行,铁生接过来挤兑:“立哲是婆姨腔,你要是不知道婆姨什么腔,你就让孙立哲说,他不下地(给老乡看病),学得一口婆姨腔。”说得我们大笑,一想还蛮有道理。提起说书,我们都记得当年说书以革命的内容开头,古书的内容为主,最后不来点酸的、黄的不让收场。铁生说:“我在《命若琴弦》里写到说书,其实我这辈子对说书就那么点印象,拿一小夹子,还拿一收音机,偶尔跟那收音机学点新的。”我再一次被铁生的文学功底所折服,几十年前偶尔的一次说书,能让他写出那么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情节又饱含哲理的文章!那是铁生在写自己,当老瞎子终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发现药方竟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是铁生向死而生的转折,只有到了没有退路才真正参透了人生的意义——要一个精彩的过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铁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铁生不是第一个写剧本、写小说的,他可能是知青里第一个给老百姓画箱子的,但他没有成为画家,没画箱子的校友邢仪倒成了一个画家。这就是说,在延川插队的校友里,铁生在哪方面都谈不上“最突出”,他的作家之路,应该说是高位截瘫后无路可走,生生被“逼”出来的。

插队生活的甜酸苦辣信手拈来

1971年夏天,立哲被北京干部驻延安的“大组长”发现,并定为“大有作为”的典型,选入延安赴京汇报团。名声大振的同时也使上面对此事的真实性疑窦丛生,各种调查团纷至沓来,于是我们在村的知青就成了接待员。而公社的北京干部代表(副组长)傅亿伸,已经开始动手准备汇报材料了。

聊到王克明写的《真的活见鬼》,希米听着害怕,我也感同身受。每次回京为了赶上40里外永坪的长途车,天不亮就得走,特别是陕北冬天的夜晚,皓月当空映照得荒芜的山峦一片惨白,一个人走在寂静崎岖的山路上特瘆得慌。铁生说了一句:“月光底下为什么害怕?如果你再碰上个人,你注意过没有?那人的脸是青白青白的!”说得我们一激灵,一想还真是,再联想克明夜里遇到的鬼,更令人毛骨悚然。铁生继续压低语气:“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喂牛,可给我吓坏了!淡月光,不,惨淡的月光,突然从草料堆里站起个人来!原来是你们打则坪村(我插队的村)的傻子‘憨留香’。”想到这恐怖的一幕,我意识到喂牛这个差事对于铁生这个胆子不大的人真是不易,尽管这是村里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聊起鬼的故事,离不开生命的话题。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其实,到了这个夏天,当兵招工和病退走了不少人,在村的知青剩下没几个了。记得当时男生也就剩下我和史铁生、钟兴华、陈绳祖几个人,女生剩下了海虹和杨柳。插队第一年我村的男女生闹分灶,从此各立门户。第二年经过权衡谈判,又合了灶,但芥蒂犹存,基本上是“说话声相闻,就是无往无来”。

我们聊到了村里的猪呀狗呀,又聊到山里的狼呀獾呀,山鸡呀野鸡呀,还有插队前从未听说过的瞎虺(音:哈灰。铁生说瞎豗就是土拨鼠)和兔鼠子……铁生毫无倦意和我们尽兴地聊着,浑然忘却了时间的流逝。铁生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中写道:“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

一天,海虹突然对我发出邀请,要求男生出两个人,晚上到女生窑里去打“升级”。我受宠若惊,回去和同窑男知青说了此事,钟兴华那时是基建队队长,带着一帮女子在打坝,整天累得要死,马上拒绝了。铁生和我就一起去了女生窑洞,打了一晚上“升级”。从此一来二去,男女生之间的壁垒打破了。当时我们还附庸风雅,借助中美之间的解冻,把这次活动命名为“扑克外交”。

铁生对黄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插队生活的甜酸苦辣信手拈来,甚至“老乡脸上的皱纹不笑时是白的”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说我们才真正融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这种交融之中,他看到了古朴民风中的大善,听见了遥远古代的韵律,所以虽然他成名之时正是以伤痕文学为潮流的时代,可他笔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却像一缕清风拂开了压抑在一代人心头的哀怨。然而他对我们这代人却有清醒的认识。他写道:没有必要说我们这一代是不同凡响的,是受过大苦大难是不屈不挠的,是独具理想和使命的。不必这样,因为不是这样。每一代都是独特的,都必有其前无古人的际遇,有其史无前例的困境、伤疤和创造……

也就在这时节,老傅找到我,要我给孙立哲写发言稿,原因是我和孙立哲最熟。他为了让我接受这个差事,还夸我年纪虽小,但看书不少,并让在张家河插队的解明明到我们村来帮助我。当时我不满十七,不知深浅,但只要不出工又有工分挣,这等好事绝对不能放过。

一年后,当我又站在铁生住过的窑洞前,才第一次注意到铁生眼前的清平湾竟如此妩媚多娇,尽收眼底的是那清澈的水、起伏的山、湛蓝的天,那一刻我分明感到,铁生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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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手绘图作者均为罗雪村

同在陕北延川关家庄插队的同学, 后排左二为史铁生,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应该说,铁生这时还比较封闭。一是身体状态不能远游;二是交友不多,只限于本班男生。他的生活里,除了喂牛,就是读书。当时铁生已经开始读《资本论》第一卷,虽然看得慢,但是很入迷。也看了一些马恩的著作,他还能大段背诵马克思的几段名言。那种深奥的话也背得精熟,使我很佩服。而一旦接触了马克思的文笔,立刻就对“整理材料”这种“小技”丧失热情,这是我后来体会到的。我曾试探地问过铁生,是否可以参与整理立哲的材料,铁生回答了两个字:没空!

我的初稿刚成,铁生旧病复发,行动日渐艰难,只好回京看病。于是我送他到延川乘车回京治病,当时他拄着棍还可上坡,时间是1971年9月17日。

之后,我就把写材料的事情甩给海虹,由她和解明明共同操持,自己回北京了。

沧海难为水 巫山不是云

铁生当时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家,拄着拐尚可行走。铁生的父亲从丽江干校回来,照顾铁生的生活,把女儿史岚也带回北京就学。在铁生还未住院的时候,同学朋友经常去看他,用史岚的话说,那时我家的大门口,“就像一个存车处。”因为房间实在太小,所以我们一去,铁生的父亲、妹妹和奶奶便只能出来,在大杂院里溜达。

看望的队伍迅速扩大。除了清华附中的同班同学和关庄公社同去插队的知青,有些同学的好友也加入进来。不仅有男生,也不乏女性。同班的文荆江拿了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大字本)和一篇对其质疑的稿子来给铁生看。铁生看完很感兴趣,认为此文“很有见地”,并推测是男生写的,后来发现作者是个女生。

铁生的病情每况愈下,不得不住进了友谊医院,住院部探视有时间限制,并且仅限两人。这当然不能满足探视的需要。后来我们发现了从门诊到住院部的地下通道,于是就直接到住院部大厅。该医院是苏联设计,有一个很大的厅,摆着一长溜皮沙发,条件比铁生家好多了。我们在下午接踵而至,动辄就超过十人,很像开在病房里的“校友会”。那年头,插队的谁都不敢惹,医护人员也同情铁生,也就视而不见。

由于我和海虹在谈论时经常提到史铁生,海虹母也来帮我们“参谋”,说:可以给铁生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解决一下胡思乱想的问题。而史铁生字写得好,所以可以为别人誊写稿子,她所在的中科院生物所就有这种需求,只是不知道铁生的数理外基础如何?后来,海虹把这个意向和铁生说了,换来一首诗:“我已半倒体,无须君相赠……”

冬去春来,我又回到了关家庄,而铁生则在友谊医院每况愈下。我启动了“两地书”,给铁生的信,保持着“论战”风格,终极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1972年12月20日我应征入伍,“两地书”仍在延续,和铁生的通信延续到1979年。

1976年4月底,我当兵四年第一次回京。这时铁生已经坐上了手摇轮椅,是清华的孩子集资买的,367元。其实那时同学插友病退在京,哪里有钱?“善款”都是问家里老太太要的。铁生一直记得此事,念念不忘。他成了作家以后,聚会吃饭,一定是他做东。铁生在《扶轮问路》里有专门一段写了这个轮椅,称这轮椅“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

此情成追忆 那时却惘然

我的探亲假是一个月,去铁生那里前后大概有十次。这时候,铁生正在街道厂画侍女和彩蛋。我发现到铁生家里看望铁生的人已经起了变化。一个是同厂的工人李××,他是长跑爱好者,当时负责背着铁生在上班时活动活动;一个是由同学刘瑞虎引荐的电影学院毕业的柳青,在长影当导演,是她鼓动铁生写电影剧本并自告奋勇找老作家来看。

再见到铁生是1978年的暑假了。很多同学插友大都通过1977年的高考,正在大学里攻读,我也以连级干部的身份上了南京炮兵学院。但这个时段,正是铁生和立哲的“黑暗”期。立哲已经被一位高级领导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在延安“关禁闭受审查”,而铁生的剧本也因风向改变引起的题材问题而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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