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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树胡同三十号:享誉世界的“东西南北人”四合院

清末民初的文人辜鸿铭(1856—1928)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自称“东西南北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多国语言,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凌叔华在散文《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中曾回忆辜鸿铭晚年在北京居住的岁月:“远在三十多年前,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寒素的四合院房子,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他的‘寒舍’(辜说这是炉火不温之谓),听他讽刺讥笑,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的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根,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声高望重的哲学家”和“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是英国文豪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即凌叔华文中的“毛根”)对辜鸿铭的评价。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其老友约翰斯叮嘱:“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是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那么,辜鸿铭这所“寒舍”到底在何处?辜大致何时定居于北京?他的故居是否还存留至今?其寓所的由来以及沿革是怎样的?本文将为读者一一揭晓。

柏树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530余米。明代,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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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树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530余米。明代,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北侧的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与西城区的椿树胡同重名而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曰“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世人称其为“怪人”。张中行先生在通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留意有关辜鸿铭的材料。他说:“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辜鸿铭(1856—1928),著名学者,名汤生,自号慵人、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据说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十岁左右便去了英国,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去过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文字,尤其对于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认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可与英国的文章大家比肩。二十几岁回国后,遇到了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为东方文化所折服,于是改造中国旧籍,推崇儒家学说,作有《读易堂文集》,译有《痴汉骑马歌》;又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另外,还撰有《春秋大义》。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辜鸿铭回国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当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遥想当年,有这样的一对主仆和一辆洋车来往于北大红楼与椿树胡同,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还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辜鸿铭也被称为“文坛怪杰”。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参考资料:《京华奇人录》(舒乙主编北京出版社)《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辩才无双的辜鸿铭》(作者王开林载《北京广播电视报》)

澳门新葡亰手机版,辜鸿铭手书信封

一、定居北京

1910年底,辜鸿铭任职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任教务长。辛亥革命时期,向报纸投书反对革命以及排满文章,惹来非议,在学生们的集体抗议甚至威胁下,辜只好辞职,因而失去经济来源。1912年初,辜有意跟随唐绍仪一同进京,然而未遂。3月下旬,辜鸿铭北上京都。4月27日,他致信其爱丁堡大学校友,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的骆任廷(JamesLockhart),其中写道:“就在我离开上海之前,收到了您充满善意的来信。我应奥地利驻北京公使讷色恩博士之邀来到北京,他为人十分友善,并答应帮助我解决生计问题。我来京已将近有一月之久了,然而此问题仍未解决。但是讷色恩博士请我耐心等待。”辜应奥国公使之邀,赶赴北京谋职,其住址在该通信函上标注为“北京奥地利公使馆”,可以推想,他在刚到北京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住所。同年5月21日,在给骆任廷的信函中,我们得知辜在山东烟台,并称:“我目前正要南下,将家眷带离上海。”在信函中他着重标注:“请仍旧按我北京的地址寄信”。6月29日,辜又致函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称“我和家眷在北平已无险情,我们在等待政局的发展。”在当年的秋天,辜前往青岛稍作停留,然后在11月份又返回北京。此后,在1913年农历年末,辜在赴日本短途旅行后回到北京。6月24日,辜写信给卫礼贤,表示非常想离开北京移居青岛,但是机会可能微乎其微。9月22日,他又写信给卫说:“我在台湾有个做生意的同族兄弟,他邀我前去避难,我可能很快离开北平。”12月24日,他继续写信告诉卫自己今后的去留:“农历年前后我将前往台湾,途中定会驻留青岛。”由此可见,从1913年春到1914年冬,因为时局动荡以及自己谋职不顺,对于是否留驻北京的问题,辜并没有十分确定的答案。但也许是身患重病的原因,我们从1914年2月10日辜写给骆任廷的信中得知,他最终没有离开北京,但是在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4月8日,幸好“五国银行团”聘请了辜作为翻译,这暂缓了他的经济压力。可刚过去半年左右的时间,辜收到银行团通知,要求他辞职。辜无奈再次失业。虽然1914年9月已经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但这份职业以及薪水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之后辜也参与了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但北大的教职总归使其漂泊生涯暂时告一段落。1920年9月,辜从北大辞职后,闲赋在家,出版书籍,并向各类报刊杂志投稿。此后,除了在1924年以及1925年春到1927年秋去日本讲学外,辜一直在北京,直到其1928年4月30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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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职员录》

二、庆宽资助

辜鸿铭在1921年5月份写就一篇文章《中国与宪法》,其中有内容涉及他在北京的寓所:“我要在这里提到一位现居北京的中国老人,他为我提供了一套月租可达五十多美元的房屋居住,至今已经十年,他知道我每天只能勉强糊口,因此每当我付钱给他房租时,这位老人都会被震怒,并责怪我不懂得友谊这个词的含义!”除去他本人的记述外,和辜有接触的不少中外好友也在不同时期对其寓所的由来有所解释。曾任袁世凯家庭教师的法国人弗兰西斯·波利(FrancisBorrey),是辜的好友,两人曾合作翻译过法语的《中庸》和《大学》并予以出版。波利在《中国圣人辜鸿铭》中曾回忆:“我是在17年前的1913年认识他的……辜住在椿树胡同的一座小房子里。房子的主人是满族人,为了答谢辜对满清朝廷的众所周知且至死不渝的忠心,房主不收他的房租。”《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Gilbert)也和辜熟识,在得知1928年4月30日辜逝世的消息后,他在5月1日当即撰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一位非常卓越之人》来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写道:“辜鸿铭在一位满族人所提供的四合院里居住了很多年,这位满族人为慈禧太后设计了著名的颐和园。在古代传统方面,辜与其志趣相投。”那么这位设计颐和园的满族老人到底姓甚名谁呢?文人陈曾谷曾将辜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的部分内容翻译为《春秋大义》,并发表在1921年的《亚洲学术杂志》上。他在回忆辜的文章中向我们揭开了这位慷慨屋主的神秘面纱:“其时辜先生寓东城椿树胡同,其房乃庆小山送与居住,且不要房租,遂时相过从。”许多年后,在1939年12月16日的《生报》中,也有人记述:“辛亥国变后,辜以卖文为活,有时文不能卖,几至断炊。庆小山君延米市大街椿树胡同己宅对门空屋居之,义不取租。”然而有关庆小山的史料并不多,经查《清稗类钞》得知,庆小山即庆宽(1848—1927),原本姓赵,字小山,善书画,曾经绘制颐和园全图,由醇贤亲王进献慈禧,太后看后非常喜欢,于是赏给赵小山二品顶戴,之后又给赵小山满族旗籍。目前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最早直接涉及“椿树胡同”的当属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1864—1923)的日记资料。1913年5月24日,身处北京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记载:“晴,去椿树胡同访问辜鸿铭”。由以上种种资料,以及后文中凌淑华的回忆文章可知,辜在1921年称庆宽资助其住房达10年之久的说法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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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辜鸿铭归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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